唐宋時期紹興酒進入了發展的階段,唐朝的詩人如賀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不是紹興人,就是在紹興當過官,他們都和紹興酒結下不解之緣,名人的推崇愛戴,更帶動了紹興酒在文人雅士之間的流傳,更提升了紹興酒在社交場合中的地位。
宋政策刺激酒業發展 到了宋朝,因為連年征戰,需要更多經費來應付軍事支出,因此為了增加稅收,朝廷方面便鼓勵釀酒,這個政策讓黃酒的產量大增,但產能提高還要有人買才行,因此還要設法提高酒的銷售量,較后連煙花女子也被派上用場,用以引誘民眾買酒。在的鼓勵與提倡下,原本已有深厚基礎的紹興釀酒事業自然是更加發達,據「文獻通考」所記載,北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天下諸州酒課歲額,越州(即今紹興)列在十萬貫以上的等級,較附近各州高出一倍,可知紹興在當時已是十分的酒鄉了。
明中期以后,驚人的社會生產力讓紹興的釀酒業登上了新的高峰,較明顯的例子是大釀坊的陸續出現,紹興縣東浦鎮的孝貞酒坊、湖塘鄉的葉萬源、田德潤等酒坊,都在這時期建立的,當時的酒坊資金雄厚,有寬大的作場,又有集中的技術力量,甚至已有負責行銷的業務人員,這些業務人員稱為「水客」。在原料的采購上也步入商業化的階段,為了應付大產量,紹興的酒坊也不得不透過水路,向蘇南丹陽、無錫等產糧區大批收購糯米作為原料,以擴大生產。因而無論從生產規模、產能以及經營方法等方面,都是過去一家一戶的家釀或零星小作坊所望塵莫及,明代的紹興釀酒業,可以說正式步入了商業化的時代。
清紹興已行銷我國 到了清朝初期,紹興酒的行銷范圍已經遍及我國各地,各大釀坊也如雨后春筍般陸續在成立,現在在上海被評為較受歡迎的王寶和老酒,就是在干隆九年時設坊開始釀造,這個時期開設的釀坊,很多到現在還是很活躍。
因為釀坊越來越多,于是產生產能增加,銷路不斷擴大的情況,紹興黃酒的市場開始出現混亂,名稱之多讓人無所適從,為了改善此一現象,各大釀坊開始協商,紹興黃酒的品項、規格和包裝開始出現有系統化的統一,這時候的紹興黃酒品項,基本上統一成「狀元紅」、「加飯酒」、「善釀酒」三類。而包裝名稱也因銷售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稱呼,銷北方的,一般稱為「京裝」,銷南方的稱為「建裝」或「廣裝」,為了擴大和便利銷售,有些釀坊還在外地開設酒店、酒館或酒莊,經營零售批發業務。如章東明釀坊就在天津侯家莊開設「金城明記」酒莊,專營北方批發業務,并專門供應北京同仁堂制藥用酒。年銷近萬壇以上。
自清末至民初時期,紹興酒聲譽便遠播中外,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謙豫萃、沉永和釀制的紹興酒便獲得頭牌獎;1915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萬國博覽會上,紹興云集信記酒坊的紹興酒榮獲頭牌獎;1929年在杭州舉辦的西湖博覽會上,沉永和酒坊的紹興酒再奪一金;1936年的浙贛特產展覽會上,紹興酒又獲頭牌獎。多次獲獎,使的紹興酒身價百倍,備受青睞,產能和銷售量更直線上升。
清代飲食名著《調鼎集》中把紹興酒與其它地方酒相比認為:“像天下酒,有灰者甚多,飲之令人發渴,而紹酒之性芳香醇烈,走而不守,故嗜之者為上品,非私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