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什么熱衷當官？（孔子為什么不當官）

孔子做官經歷

孔子青年時代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庫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場的小官），事無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學識，很快得到不斷提拔。到孔子五十一歲的時候，被任命為中都宰（相當于現在的市長），政績非常顯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當于現在的建設部長），后又升任大司寇（相當于今天的公檢法司最高長官）；五十六歲時，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務（由于孔子升遷過快，不符合當時官員晉升標準，因此為代理宰相）。

后來受到排擠，離開魯國，率眾弟子周游列國，輾轉于衛、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然而孔子均未獲重用。其間，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人多次被困遇險。

孔子為什么熱衷當官？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生于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與弟子周游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孔子為什么如此熱衷政治？據目前看到的史料，我分析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天生的興趣所在：我們已經知道，孔子對形而上的問題不感興趣，也沒有探索的欲望。他所有的快樂，都是現世的快樂。吃的方面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玩的方面和弟子一直踏青春游；心理方面受到當政者的尊重，想讓后世記住自己……做官或發表政治評論不僅能讓他輕松地享受上述那些身體和精神方面的快樂，而且本身也是件很過癮的樂事。

2、實現某種政治理想：孔子當然是一個有理想的人，這理想就是他常掛在嘴邊上的“道”“仁”“禮”。他是有一些政治主張的，想通過做官掌權貫徹這些主張。孔子進入官場時，是因為“道”合，退出官場時，則是因為“道”不合。不過，孔子的“道”的含義并不確定，有時指一種有合理秩序的政治狀態，如“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候出。’”有時，指學術上的道理，如“朝聞道，夕死足矣。”有時，指一種治國或管理技術，如“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對孔子所說的每一個概念的每一種含義作出詳細的考證恐怕是需要一部專題著作才能完成的任務，這里就不詳細分析了，“道”這個概念的多義性已經能夠說明問題了。由于孔子對所堅持的政治理想的內容并沒有邏輯清晰、立場鮮明的明確看法，所以，他的理想主義更多的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感覺、是一種心情，而不是明確的政治綱領和政策主張。

3、滿足物質生活需要：孔子生活的時代，階級分化和貧富差別已經十分明顯了。一個耕田為生的農民，終日勞累，有時還可能要挨餓，即孔子說的“耕也，餒在其中矣”，可能是懼怕種地當農民的艱苦生活，孔子對耕田種地這類的體力勞動十分敵視，當學生樊遲向他請教稼穡之事時，他甚至嘲弄樊遲是小人。他在魯國當司寇時，年俸為六萬斛谷子，如果完全以實物形態發放，相當于當時約三萬畝地的產量，夠一萬五千人吃一年的，需要三千個農民家庭為之勞動交稅。用現在的話來說，孔子是個講究生活質量的人，他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切得不正，不吃；烹調得不好，不吃；醬用得不對，不吃；過宿陳酒，不喝；外面街上買的臘肉，不吃……”這些習慣確實很有品位、很講衛生，但其前提必須有豐厚的收入，才能支持他過這種優雅的日子。不過，說來孔子的俸祿還不算太高，當時大國的上卿，年俸十萬斛谷，相當于五萬畝的產量。

大概因為魯國是小國，所以孔子的俸祿要比其他大國的上卿要少些，不過，這也足夠了。比起那些忙活一年只能混個溫飽的農民來講，已是豪奢之極了。他教書的收入，肯定比種地的農民多些，但恐怕遠遠難與當官的俸祿相比。在中國，做官的收入可以大到沒邊兒、大到數不清，連經商也比不上。所以，比孔子晚將近二百年的戰國時期的趙國商人呂不韋才散盡家財，幫助秦國公子異人回國當上國君（是為秦莊襄王）。呂不韋辦這件事，據說花了千兩黃金，異人當上國王后，封呂不韋為丞相，食邑十萬戶。與之相比較，孔子的俸祿大約可算為食邑三千戶，呂不韋的收入大概是孔子的三十多倍。與他千兩黃金的“前期投資”相比，可謂暴利！天下哪有這等獲利豐厚的生意？除了當官！

當官能發財，這是中國政治的實際狀況，自古及今都是如此，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非常復雜，但其作為一種事實存在是不能否認的。與中國相比，當時無論是雅典、還是斯巴達，他們的官員均不可能有如此豐厚的報酬。從當時的歷史記載看，雅典最重要的官員，比如十將軍委員會的將軍，必須是有錢人才能擔任的，他們撈外快的方法多是在帶軍隊出征時，從對敵國財富的劫掠中，多落一些好處給自己。雅典的行政官員最早是不給工資的，公元前451年后，才開始支付了500人會議代表及行政官員工資。但工資并不高，一個普通的公民大會代表，日津貼最多也就是1/3德拉克瑪，而據歷史學家分析，當時一個雅典人一年的生活費用是120德拉克瑪，1/3德拉克瑪也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天的飯錢，相當于現在的午餐補助。行政官員的收入可能高些，但恐怕也不會太離譜，而且每年一輪換，想多撈外快也撈不了多少。大概整個西方世界，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從中世紀到近代，其官員的合法收入恐怕都比不過相同時代的中國官員。

正是因為當官有如此豐厚的收入，才使得歷代中國文人趨之若鶩，他們為做官而讀書，讀書為了做官，其目的，主要是看中了官位能帶來的高品質的物質享受。

要說孔子當官的動機是為了發財、過人上人的日子，在眼下的語境中似乎不太好讓人接受，畢竟不是當年“批孔”的時代了。這位被無數朝代的帝王封為“至圣先師”的人物早已被神化為道德完美的偶像。他做官的動機只能被解釋為是為了黎民蒼生的幸福，為了實現崇高的政治理想，這樣才能滿足眾人的心理需要。但這不是事實，孔子自己就否認這一點，他承認自己絕不是一個安貧樂道的人，甚至比不上他的學生顏淵。

說孔子有貪圖富貴享樂的功利動機，并不能否定他也有政治理想，也正因為他有理想，所以，才總覺得不得志，也曾為此放棄過權力。他從政的動機中，政治理想和貪圖享樂這兩種動機是同時存在的，只不過有時這方面強些，有時那方面強些，很難將兩者分開。不過，在分析他對具體事件的態度時，還是能看得出何者占了上風的。

孔子為什么熱衷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