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思想家龔自珍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sè）人，號定庵（ān）。漢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
龔自珍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48歲辭官南歸，次年卒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著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詩詞近800首，今人輯為《龔自珍全集》。著名詩作《己亥雜詩》共350首。多詠懷和諷喻之作。
龔自珍是中國傳統思想內部最后一位啟蒙思想家，也是中國近代新思想的第一位啟蒙思想家。
說他是中國傳統思想內最后一位啟蒙思想家，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明末以來那些啟蒙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雖然對中國的政體制度、教育制度、人的行為觀念等做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們的反叛情緒來自個人命運受挫的直觀體驗，而不是更為深刻的理性自覺。他們所提出的方法，也是遠溯上古“三代”的虛無飄渺的幻想，基本上類同“太平天國”式的不負責任許諾，用龔自珍本人的話來說，就是“藥方只販古時丹”。以龔自珍為例，他的主要批判鋒芒指向科舉制和官場的腐敗風氣，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科舉不順，屢考屢敗。他的個性狷介張揚，不屑于逢迎媚上，結果在官場里混不好，總是晉升不上去，是這種個人際遇，讓他對現存的社會及制度產生怨懟之心，進而大加撻伐。而他對未來的理想是渺茫的，比如寄希望于山中的“隱士”，或者春秋戰國時期禮賢下士的那種類型的國君的出現（這樣，才能給大臣些面子，讓他們坐在對面說話，而不是跪在腳下聽旨）。他其實是這樣一個人：要嫖娼喝花酒，就大大方方、公開地去干；他最看不慣的就是官場那些虛偽的同事，既當了婊子，還裝腔作勢地立牌坊。他這種個性確實不太適合當官(官場本身就是個大牌坊，您把它給拆了，還有官場嗎?)，以至于他的知己林則徐也僅止于和他保持思想上的交流，當龔自珍提出入其幕府，南下參與禁煙，遭到了林的婉拒。
龔自珍所代表的是一種中國傳統內的舊式啟蒙，或者說是一種舊式反叛的思想，它源于一些在舊體制內沒有獲得較高的利益、處于失勢地位，個性又比較放縱張揚、更忠實于自己心里真實想法的文人。這些人對舊體制的批判部分是因為個人的發展要求受挫，部分也是源于他們不壓抑自己內心真實的要求（比如龔自珍所寫的《病梅館記》所表達的張揚個人生命天性的主張，這一點值得認真關注，因為后來中國的歷次所謂“思想解放運動”真正的人性基礎也是這一點：五四運動對當時的絕大多數青年男女來說就是“戀愛自由”；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實際社會層面的表現也就是可以留長頭發、穿喇叭褲，公開表達愛情；直至今天，衡量某一地區開放的程度，就是那一地區洗浴中心的多少等等，這是中國思想對現代性的真實理解），這種思想最遠可以上溯到宋代的陸九淵、朱熹等人，其實都出于同一種思維模式。宋代以前是沒有這種“啟蒙”式“反叛”思想的，因為那時的中國正處于政治上的擴張期，漢唐雄風激蕩下的中國文人，既便有個人的痛苦，也都默默地吞下，轉化為詩歌中對生死無常的感嘆。那時，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個社會中的失勢者盡管有對自己命運的不滿，但他們認為那是人類共同的現象，不會對這個國家所代表的文明共同體產生質疑。而宋代以后，漢文明失去了擴張的能力，始終處于異族的強大壓力之中，因此，這些失勢文人的抱怨、牢騷，便有了另外一種新的文明對應物作支持，他們所質疑的“本朝”在世界文明大潮的參照下就變成了“本國”。如果不是后來的鴉片戰爭，龔自珍就和那些思想前輩們一樣，也默默地風干在中國歷史文化固有的進程中。
使龔自珍成為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位啟蒙思想家的是鴉片戰爭，因為這場戰爭，事實上打破了大清是天朝盛世的神話。而所謂“打破天朝盛世的神話”，也只是我們現在的說法，在當時，清廷把鴉片戰爭僅當成是一次具體辦事官員處事不當的“邊境局部沖突”，并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所蘊含的國家危機和民族危機，按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處理說法就是“危機已經過去，現在仍是天朝盛世”。對后面一連串的危機也是如法炮制，比如以屈辱的不平等條約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又鎮壓了太平天國造反之后，當時朝野上下共慶，出現了“同光中興”。在鴉片戰爭之后，大清王朝又延續了七十年的壽命，在這七十年的絕大部分時光中，朝廷的主要宣傳基調是：現在國家已經實現了“中興”，又回到了“天朝盛世”的時代，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官員、紳士、讀書人和農民是認同并相信這種說法的，他們依然過著考科舉、當官摟錢、多娶老婆多生孩子的正常日子。
當然也有少數頭腦明白的另類，比如精明能干的官僚李鴻章、左宗棠之流，比如在重重危機下不斷覺醒的讀書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他們清醒地認識到眼前這一切和官方的說法大不相同，他們意識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正是這些人接受了龔自珍。因為龔自珍早在先前二十年就指出，這個國家不是處于盛世階段，而是處于“衰世”階段，“衰世”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扼殺人才，扼殺真知灼見，以致于朝野上下，不僅沒有有才干的官員，就連市井之中都沒有有才干的小偷。李鴻章、左宗棠這種實際辦事的官員，對大清干部隊伍的基本素質的了解并不比龔自珍少，因此，從心底里是同意龔氏的見解的，但他們能講到臺面上的是龔自珍對于邊疆危亡的先見之言，是龔自珍最先意識到中國邊疆危機并最早倡言在西域（新疆）建省的，后來左宗棠等人落實了這一構想，對龔氏的先見之明，李鴻章、左宗棠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梁啟超比左、李時代略晚，他從個性解放的角度接受了龔自珍，最能觸動他的也是龔自珍對“名為盛世，實是衰世”的現實批判。所以，他說初讀龔自珍的文字如同受到電擊一樣震動。但是，他也發現了龔自珍思想缺乏后勁兒的毛病，進而評論說，再讀下去，就不滿足了，感到龔氏思想失于膚淺。
簡言之，龔自珍之所以能被清末直到現代思想界認為是近代啟蒙第一人，是因為他對當時“天朝盛世”的大膽批判，但是，這種批判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的一次自我批判，有極大的局限性，除了指出這是一個“衰世”，需要迎接新的時代外，他沒有貢獻出任何新的東西。他之所以被封為是中國近代啟蒙第一人，并不是因為他提出了新的思想，而是由于出現了新的時代：西方列強挾雷霆萬鈞之力緊跟在他的批判之后，把中國推入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他幸運地以自己的敏銳和真誠，站在了這個大潮的最前端。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他的命運和黃宗羲、顧炎武一樣，只是一個舊式的王朝末世的“反叛”思想家。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龔自珍的思想標志著中國思想啟蒙的最高水平和最后階段。所謂最高水平，倒不是說他比前輩思想家們高出多少，事實上，他和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甚至陸九淵、朱熹他們水平差不多，中國思想的自我啟蒙從開始到終結基本上維持在一個水平上，充其量只能為一個新王朝的善政提供些可借鑒的意見，沒有任何新的文明要素。而所謂最后階段，是指在龔自珍之后，再也不能這么思考問題了，不是說中國的舊式讀書人（也包括今天的新式讀書人），不那么思考問題了（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是那么思考問題的），而是說，那樣思考問題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中國面臨的真實危機必須有新的思想才能解決，而龔自珍所代表的舊的思想模式完全是無能為力的。
當中國思想家在內部體系中走投無路時，外來的西方文明帶來了新的希望，從此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用西方的思維方式解決中國問題的所謂現代化歷程。這個開端人物是魏源，他以煌煌百卷的《海國圖志》當仁不讓地立于中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最前端，而其中的一個樞紐人物是林則徐，他們兩人與龔自珍又都是好朋友。
龔自珍對林則徐的影響是他對現實的批判意識，對于龔自珍的很多思想，林則徐是認同的，他們的價值觀和對時代的判斷都是一致的。但林則徐對龔自珍的個性也有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們只保持著思想上的交流，沒有實際政治上的合作。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龔自珍沒有緣分親臨抗英第一線，親身感受新文明的壓力。在與英國人直接打交道的過程中，林則徐意識到了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開始了了解外國文明的過程（盡管林則徐對西方文明的理解不無偏頗之處，如他與徐繼畬的分歧），他將自己收集的國外報紙交給了魏源，魏源在此基礎上，開始編輯《海國圖志》。命運又給了林則徐更豐富的經歷，鴉片戰爭失敗后，他被發配到新疆，在那里，親身體會到新疆問題的重要性，他把自己關于新疆問題的研究心得又交給了左宗棠。龔自珍的兩個重要思想一個是對時代的批判，一個是對中國邊疆問題的關心，都通過林則徐這個樞紐傳承了下去（當然，龔自珍與魏源有直接交往，兩人的個人交情可能比他與林則徐深一些，魏源可能直接接受了龔自珍的社會批判思想，但他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則是源于林則徐的推動）。
從龔自珍的走投無路，經林則徐的樞紐轉換，到魏源得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果實，中國思想有了新的希望，然而，事情的后果卻讓人大跌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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