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時期。
晉朝，雖然也實現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但晉朝內部管理采用世族制度，導致的內部混亂而延緩了社會的更快發展。但這個時代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除了西晉實現的大一統局面，結束了東漢末年三國分制的亂局，也誕生了不少影響至今的著名人物，例如王羲之、例如陶淵明，再如“竹林七賢”、再如顧愷之。這個時期，對我國農業歷史的發展也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西晉的滅亡導致東晉的人口大遷徙，這個遷徙促使了中原文明的大融合，促進了先進生產力的拓展，實現了農業的大發展，實現了南方區域的大范圍開發。
（西晉版圖）
（東晉版圖，已經大面積失去了西晉時期的領土）
當然依托農業和糧食的發展，酒也將北方黃酒技術進一步向南方拓展，技術實現更大融合。與飲酒，魏晉之風則要高雅和有樂趣得多，成語“曲水流觴”描述的飲酒方式在此時成為文人雅客的樂事。曲水流觴，是中國古代民間的一種傳統習俗，后來發展成為文人墨客詩酒唱酬的一種雅事。夏歷的三月上巳日人們舉行祓禊（fuxi)儀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兩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取杯飲酒，意為除去災禍不吉。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上巳日，晉代貴族、會稽內史王羲之偕親朋謝安、孫綽等42位全國軍政高官，在蘭亭修禊后，舉行飲酒賦詩的“曲水流觴”活動，引為千古佳話。這一儒風雅俗，一直留傳至今。
（王羲之）
（蘭亭序集）
當時，王羲之等在舉行祓禊祭祀儀式后，在蘭亭清溪兩旁席地而坐，將盛了酒的觴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經過彎彎曲曲的溪流，觴在誰的面前打轉或停下，誰就得即興賦詩并飲酒。據史載，在這次游戲中，有十一人各成詩兩篇，十五人各成詩一篇十六人作不出詩，各罰酒三觥。王羲之將大家的詩集起來，用蠶繭紙，鼠須筆揮毫作序，乘興而書，寫下了舉世聞名的《蘭亭集序》，被后人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也因之被人尊為“書圣”。而《蘭亭集序》也被稱為“禊帖”。
（《女史箴圖》（局部）—東晉顧愷之）
漢末魏晉之際，酒的神秘色彩雖然依舊濃烈，但已不僅僅是用于祭祀祁福了。當時的社會，戰爭頻仍，疾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殘酷的現實使人們普遍感到生命短暫易逝，而此時道家思想又帶來對生命的悲觀，“憂生” 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而由于飲酒可麻痹中樞神經,使人身心放松，暫時忘卻憂愁，并可以盡情地發泄內心的喜怒哀樂，于是飲酒便成為魏晉士人解脫憂愁和煩惱的最好辦法，飲酒之風遂盛,并由此形成了獨特的魏晉酒文化，酒中天地任逍遙，酒實際已成為他們宣泄情感的主要工具和魏晉風度的重要內容之一。
（晉代酒具——越窯青瓷雙耳杯）
漢代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華夏族，漢代以后，政治主權不全在華夏族，邊疆民族帶來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時天下大亂，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儒學中衰。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風。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匯，中國文化逐漸轉變為儒釋道融合之狀況。
（晉代酒具——青瓷魚型瓶 ）
晉代“竹林七賢”（號稱“竹林七賢”的晉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便以飲酒而名聞遐邇。）的酒風，更是折射出至魏晉中國的酒文化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從遠古開始酒就與國家政治息息相關，體現在禮教統治，祭祀天神等各個方面，而晉代酒不僅僅是把持在統治階級手中禮教的附庸，更走進了尋常百姓家,士人們常常以酒解憂遠害，竹林七賢正是以他們自身的飲酒行為、襟懷氣度反映并影響著魏晉時期的酒文化。
（晉代民間酒罐）
七賢們都可謂飲酒的個中好手,并因此而在史冊上留下了許多趣事：阮籍飲酒后常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哭而返”，嵇康 ,喜酒，自言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吾愿畢矣”(《晉書嵇康傳》) , 其醉時“巍峨若玉山之將崩” , 嵇康還寫有《酒會詩》(今存七首) ,有“酒中念幽人,守故彌始終”之句;山濤嗜酒，史載其“飲酒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晉書》) ;劉伶自稱“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阮咸 , 是阮籍的侄子,與其并稱“大小阮”, 為人善樂,好飲酒,放誕。史載其與宗人飲酒，“不復用杯酌 ,以大盆盛酒，團坐相向更飲。”。
（晉朝武士盔甲）
酒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涉及其起源、流變、習俗和與各種藝術的關系等等,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西周初年(公元前1100年)時,酒已開始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其功能有許多,祭祀、供奉、敬獻、宴飲、賞賜、贈與等等，不一而論，關于酒在文學作品中的記載也時見筆端，從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 《詩經》到以后歷代的文學作品,其中與酒有關的名筒佳什以其獨到的視角和韻味成為我國燦爛文化中的奇葩,為大眾所喜愛。
酒文化至魏晉也為之一變,由原先偏重社會政治功能慢慢內轉為以追求個人享受為重,酒從高高在上的"天之美祿”成為”酒熟吾自斟”(陶淵明《和郭主簿》)的大眾飲品,竹林七賢更是以他們自身的飲酒行為、襟懷氣度反映并影響著魏晉時期的酒文化,而到了東晉陶淵明的詩作更被稱為“篇篇有酒”(蕭統《陶淵明集序》) ,至此以后,歷代文人借酒抒懷,澆心中塊壘，刺社會時事是越來越多,酒作為一種載體,也就發揮了異忽尋常的作用。
（水轉連磨——古代磨粉工具。水轉連磨，漢族民間用水力帶動的石磨。水磨的一種，流行于江西等地。是晉代長安發明家杜預所創造的一種糧食加工機械。水轉連磨是由水輪驅動的糧食加工機械，為晉朝杜預創制。它的原動輪是一具大型臥室水輪，水輪的長軸上有三個齒輪，各聯動三臺石磨，共九臺石磨。也有一具水輪驅動兩臺石磨的，成為連二水磨。）
從東漢至魏晉的二百年間，內憂外患接踵而來，政治黨派對立，黨錮之禍時常發生，而文人則首當其沖。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儒學衰微，許多文士被迫害，如嵇康、楊修和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等。面對政治紊亂，同僚被害的局面，魏晉文人多裝聾作啞，寄情聲色，或談玄道佛，或隱居田園。更有一些郁郁不得志者，借酒澆愁，傾瀉慷慨或悲涼的生命之歌。
（酒器：四神溫酒爐）
魏晉文學分為幾大流派，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以阮籍、嵇康等為代表的竹林七賢的正始文學，以及陶淵明的歸隱田園詩歌。他們雖文學主張不同，風格各異，但皆有以酒為“酵母”引發的佳作，在他們的“酒”文字中或隱或現地流露出了他們對時代的情感。
長期的社會戰亂離愁，過于輕易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使他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可貴，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哲學觀。張揚個性、醉生夢死、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成了他們的不二之選。由此衍生出一群特殊的“風流”名士，他們以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的生活方式為時尚，對于政治，呈無為之態，率直任誕，清新脫俗。
魏晉風流促成魏晉詩歌中雅致的酒文化，魏晉之后的唐朝，其詩歌繁盛，達到空前絕后之態。
晉朝（266年－420年），中國歷史上的朝代，上承三國下啟南北朝，分為西晉與東晉兩個時期，其中西晉為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之一，東晉則屬于六朝之一，兩晉共傳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
公元266年司馬炎篡魏，建國號為晉，定都洛陽，史稱西晉，公元280年滅吳，完成統一。后經歷八王之亂和永嘉之禍，國勢漸衰，316年西晉被北方蠻族滅亡，北方陷于混亂，史稱五胡亂華。317年，晉室南渡，司馬睿在建鄴建立東晉，東晉曾多次北伐。383年東晉與前秦淝水之戰后得到暫時鞏固。兩晉時期五胡遷至中原，加強了民族融合，北人南遷，開發了江南地區。
（曲水流觴，觴即酒杯，君子觴即士大夫對好酒的美稱。）
經濟方面，東晉莊園經濟占據的比例比西晉更大。由于農業技術提升等因素，在僑姓世族與吳姓世族密集開發下，江南獲得全面發展而繁榮興盛，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后來才有大運河的出現。
農業方面，由于兵事將休，西晉廢除屯田制，將民屯田給予農民，實施占田制及蔭客制，并以課田法課稅。占田制及蔭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擁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購土地的問題并未解決。
東晉時期莊園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孫吳時期，江南經濟日益開發。當時吳姓世族即擁有眾多的莊園。晉室南遷后，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改善南方地廣人稀的問題。僑姓世族大量開發無主地，建立方圓數十里至數百里的莊園，有效將勞動力組織起來。由于世族壟斷土地，占奪田園山澤，使得貧富差距極大。
（晉朝瓷器——越窯羊）
當時莊園除了有部曲、佃客外，還有門生及奴隸。中原人士帶來北方精耕細作的技術，推廣牛耕加快耕田速度。東晉南朝重視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開發，農作物品種增加、生產量提高（如嶺南地區一年可兩熟），長久下來使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
手工業主要由官府專營，設置少府及作部。冶煉業得到了發展，灌鋼技術的發明，把生鐵和熟鐵混雜在一起，工藝簡便，生產效率更高，鋼鐵的品質也更好。在熱處里技術中發明了油淬，使鑄鐵可鍛化，最后鍛件成為主導地位。紡織業用麻織成的布，馬鈞改良紡織機，品種及品質皆提升。當時制紙業除麻紙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紙”。紙張已經可作出雪白紙及五色花箋，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簡和絹錦。制瓷業在制成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并廣泛在南方地區擴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窯、甌窯、婺州窯及德清窯。制茶業方面，由于晉代士人習慣飲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種植區域進展到東南沿海。造船業歸官府管理，當時大船載重達萬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興盛。
（晉代青瓷酒壺）
兩晉時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之一，文化中心為建康、洛陽，在官方教育方面，晉朝在中國歷史上首創了國子學，以后歷朝歷代延續，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在教育學領域還是中國最早把書法作為教育課程進行推廣的時期，在官方提倡書法教育，設立書博士。
商業方面，晉室南渡后，中原財富大多轉移至江南地區，商業仍然興盛，最大商業中心為建康、次為江陵。由于戰亂與銅量不足，鑄錢不足，幣值處于混亂狀態。貿易也有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