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著悠久的酒文化歷史，隨著釀酒技術的不斷改進，酒的種類日益繁多，質地愈發醇厚，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青睞和歡迎。隨著酒文化內涵的豐富，我國古代的人們在飲酒之時，大多喜歡為其所飲之酒叫上一個別稱或雅號。而被古人奉稱的這些不同的酒的稱謂，其中大多數都有一定的歷史由來。或引經據典，由歷史典故演繹而來；或根據其所唱飲之酒的口感、功效、用途，酒的液體所呈現的顏色、濃郁程度等；或根據此酒的釀制方法、釀造原料的構成等等而定。隨著飲酒之風的盛行，這些別稱或雅號逐漸流行開來，并廣泛地流于民間，使酒文化的內涵更具特色，不斷豐富，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亦多有出現。
我國早在酒之起源時就流行有杜康造酒和猿猴造酒的傳說，根據這一傳說，古代的人們就將其稱之為“杜康酒”和“猿猴酒”。在《詩經》中，還記載有“秬鬯一卣”的文字描述。相傳秬鬯是我國古代用于祭祀的一種酒，由黑黍和香草原料釀制而成，因此用“秬鬯”這一稱謂來為之起名。在《詩·豳風》中，還有“凍醪”和“春酒”的酒之雅號的記載，即“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的文字描述。
漢代時期，在焦延壽所寫的《易林·坎之兌》一文中，還出現了“歡伯”這一別稱，流傳甚廣。在文中其說道：“酒為歡伯，除憂來樂”，就是以酒的功效來命名的。因為飲酒能使人精神振奮，排憂解愁，令人心情愉悅，所以謂之“歡伯”。此稱謂一直得以流傳，至宋代還寫有“貧難聘歡伯，病敢跨連錢”的詩句，以此為典來吟詩賦詞。
三國時期，曹植在其詩作《七啟》寫到的“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一句中的“縹酒”，亦是酒的稱謂的一種。北魏時期，出現以釀酒者之名命名的酒別稱——“白墮”，在《洛陽伽藍記》中記載有“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時暑赫羲，以罌貯酒，暴于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撥刀，唯畏白墮春醪’”的文字描述，因此古人便將酒謂之“白墮”。
隨著歷史的發展，酒的稱謂不斷發生變化，亦越來越豐富。到了唐代時期，酒正式開始走入民間的百姓生活中，飲酒之風更為盛行。唐人普遍愛酒、嗜酒，加之釀酒技術的完善和成熟，酒的種類不斷增加。所以這一時期出現了各種各樣繁多的酒之雅號別稱。
唐人對酒的稱謂可謂五花八門，別稱眾多。如有根據酒液顏色的迥異所起的酒名——醍，即為一種呈紅色的酒的名稱；醙，一種呈白色的酒的稱呼；還有呈黃色的黃酒，還有碧酒、黑酒等等。同時還有依據酒之不同純度而給予的名稱，如醥，即一種清冽晶瑩的清酒；醅，則為一種未經過濾處理的酒；醪，與清酒相對，酒經壓濾靜置后，抽出清酒后余留的白濁部分的酒，亦屬于一種未經過濾的酒。此外還有根據酒之各異的口感而給予的各種別稱，如醴，即為一種味道十分香甜的美酒；圣，則與其相對，是一種口味較苦的酒的別稱；香蟻，一種酒味飄香的酒的稱謂等等。因唐代酒的種類十分豐富，因此還有很多酒的稱謂直接依據其酒的原料和種類而定，如葡萄酒、梨花酒、椒伯酒、桂花酒、菊花酒、黃花酒、竹葉酒、伯葉酒、菖蒲酒等。還有根據釀造工藝而稱的燒酒（亦有稱溫酒或暖酒）、冷酒等。這一時期，以“春”為酒命名很為常見，如劍南燒春、谷溪春、土窟春、甕頭春、石凍春等等。除此外，唐人對酒的稱謂還有很多，如醁、臘酒、椒漿、云漿、壺漿、浮蟻、綠蟻等等，可謂是十分豐富。
在輝煌的唐代文學中，對酒的稱謂給予提及和描述的亦有很多。如詩人杜甫就在所作的詩作中將酒稱之為“杯中物”，在其詩《巴西驛亭觀江漲》中寫到的“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和《戲題寄上漢中王》中提及的“忍斷杯中物，只看座右銘”；韓翃在其詩《送齊明府赴東陽》中亦寫到“風流好愛杯中物，豪蕩仍欺陌上郎”的詩句，還有孟浩然的詩作《自洛之越》中的“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等等，均將酒謂之“杯中物”。
此外，還有以“浮蟻（蟻浮）之別稱出現在詩人劉禹錫詩作《酬樂天衫酒見寄》中的“動搖浮蟻香濃甚，裝束輕鴻意態生”；在鄭谷的詩《自適》中的“浮蟻滿杯難暫舍，貫珠一曲莫辭聽”；杜甫在其詩《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中寫到的“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一詩中所作的“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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