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一位名叫郭士立的年輕德國傳教士隨船登上山東半島。他驚訝地發現，盡管這片東方半島上廣種葡萄，中國人卻只當水果，對釀酒沒有絲毫興趣。作為文化差異的趣談，他把這事記在了自己的游記里。
這個人后來短暫的一生波瀾壯闊又充滿矛盾。與之相比，這份游記顯得無足輕重。于是直到60多年后，他的德國同胞才知道山東半島有這么大的商機，興沖沖地趕到山東。但不巧有人捷足先登買下了煙臺西部南山坡非常廣闊的一片葡萄園，準備釀酒。
聽到投資者的名字，計劃開廠的德商們只好知難而退。因為搶他們一先的競爭對手正是張弼士，大名鼎鼎的南洋第一富商。
張弼士
作為中華民族與現代葡萄酒的首次結緣，張弼士和張裕葡萄酒的故事背后充滿了非凡的傳奇色彩和那個時代獨有的烙印。這段故事里，李鴻章、孫中山、袁世凱、盛宣懷、馬一浮、康有為……那些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都曾穿插在張裕酒廠的歷史里。
可惜張弼士各房兒孫無人成器，他百年之后，酒廠迅速衰敗，許多資料無人整理又遭大火焚毀。再加上日本占領山東半島時期，酒廠完全由日方竊占，諸多寶貴內容散逸。如今網上流傳的閑談逸史中，不少都是后人杜撰，反而失去了真實歷史本身的魅力。考慮到反正我也沒收張裕公司的任何好處，這次作為葡萄酒行業傳奇系列中的特別篇，我們來聊聊中國葡萄酒行業的百年傳奇——
張弼士和他的張裕。
從難民到南洋第一巨富
張弼士，號肇燮（xie），海外發跡后起別字振勛，1840年廣東大埔黃堂鄉生人，家中行三。幼年時張家赤貧，僅有幾畝薄田。父親張蘭軒是本地鄉塾工資微薄的教師，靠兼職看病看風水補貼家用。張弼士18歲那年，粵東大災，他不得已偷渡至南洋達巴達維亞逃難。（巴達維亞即今印尼雅加達，史料對具體出海時間說法不一，這里18歲源自張弼士孫女婿胞弟，李松庵先生的說法）
綜合各類史料，張氏父子求知欲非常旺盛，你看他老爸的兼職范圍也能猜到。只讀了三年鄉塾的張弼士更是如此，他手不釋卷，甚至到老年出差時也一定帶著書一起走。涉獵范圍廣至史料、兵法、名商巨賈傳記、各國風物志等等。而且知行合一，能靈活運用在經商中。
張弼士發達后重建的大埔豪宅，光祿第三個字為李鴻章手書
圖片來源：全景網
此時東南亞都在歐洲殖民者統治之下，列強盡管坐收漁利，卻不愿意在本地經商（太懶）。而南洋各島上的原始部落也無法給殖民者提供必需商品。于是，勤勞肯干的華商移民們成了當地社會運轉的潤滑劑，被殖民者給予多項優惠條件。人生地不熟的張弼士最早從執行伙計做起，由于為人可靠深得老板賞識。正好老板膝下無子，就把產業和女兒一起許給張弼士，做了他的第一桶金。
南洋主要是零碎小島為主，當時的殖民者為了偷懶，將各個島嶼的大宗商品稅費分割招標。中標者只要按標書支付稅碼，就能獨占本地相關商品貿易。張先生發現，在這做生意頗有攻城略地的意味，適合效法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兵法，務求占據地利。有了初始資金后，他從一些小島的酒水專營承包做起，逐步擴張。再以此為踏板，發展到典當、布匹等多個領域，大發其利。甚至包括很多資料避而不談，但讓他獲利豐厚的一樣商品，鴉片。
張裕酒廠里保留的一些百年老桶，大多都來自昔日張弼士南洋橡木種植園
后來荷蘭政府招攬富商開墾南洋諸島，擁有初始資金的早期華商們在各個島嶼廣開種植園，一躍成為家財萬貫大地主。張弼士更是自1866年開始，在南洋先后開辦裕和、亞齊、笠旺、萬裕興墾殖公司，東興礦務公司，廣福、裕昌輪船公司等，資產高達白銀8000萬兩，比肩于此時清政府一整年的國庫收入。
吾華人，當為祖國效力
張先生另一個驚人的品質更為稀有，就是氣節。雖然他做生意也逐利，商戰也算計人，但觀其一生是個非常有民族氣節的人，這在風雨飄搖的清末非常難得。富甲一方的張先生曾多次被荷蘭人延請，希望他能在殖民政府里兼個一官半職，但張弼士屢次拒絕。別人問他原因，他說“吾華人，當為祖國效力。”擲地有聲。
為國為民的機會也很快到來。十九世紀末，勉強開眼看世界的清政府依條約在各國設立領事，無力供養新官的清廷把這些位置白送給世界各地的華人富商。1890年，張弼士出任清政府檳榔嶼領事，隨即積極響應清政府各類賑災、捐餉乃至募捐。因為多有表率，他幾年后升至新加坡總領事，賞頭品頂戴（正一品待遇），成了品級最高的紅頂商人。而在此期間，張弼士最突出的功勛就是“招徠華商，振興實業”，畢竟，他自己就是最大的華商。
張弼士著清朝官服
洋務運動后期，清政府用官督商辦的形式建立一了批現代工廠企業。李鴻章的門生，鐵路大臣盛宣懷就積極延請張弼士在國內興建鐵路。久經商海的張先生本就有實業救國的心思，但也要先試試水。結合他酒行和種植業的經驗，他準備在國內建設一家西洋式樣的現代酒莊。
當時估計沒人想到，在張弼士百年之后，這個試水的小項目會是他日后轟轟烈烈的歸國投資中，碩果僅存的唯一實業。
山東往事
說起為什么張裕會建在山東，張弼士自己的《奉旨創辦釀酒公司記》有記錄——
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雅加達接受法國總領事處的款待，席間對方奉上好酒，并告訴他，這酒即使在巴黎也價格不菲；如果用中國北方天津、煙臺等處所產葡萄釀酒，還會更好。張先生問對方如何確定，法國領事回答說咸豐年間，他作為法國士兵去過天津，曾用當地葡萄和自帶的機器嘗試，釀出過美酒；當時就想留下在當地建廠。后來中國求和，撤軍的時候這個領事怕其他人知道商機，還故意損毀掩埋了機器。
故事雖然被津津樂道，一再翻寫（很多再版故事都故意把天津漏了），但我總覺得這則故事可議之處很多。一來山東當地的本土葡萄雖多，卻主要是不適合釀酒的食用種。張弼士撰文之時（1898年），張裕已經累計引進歐洲葡萄苗接近一百萬株。用當年天津和山東的食用葡萄自釀出超過法國頂級貨的酒來，這不太符合科學發展觀吧。
另一個根本原因是張先生對洋人的態度，和“見洋矮一級”的滿清官員不同，海外打拼多年的張先生早就對來中國混日子的老外見怪不怪了。要真有個不明來路的法國人告訴他某地適合釀酒，他恐怕只會勸對方玩去。他的記錄中只字未提對方姓名，又刻意強調對方已把釀酒設備“毀尸滅跡”，連對證的機會都不給。
種種措辭讓人懷疑，張先生的這篇《奉旨創辦釀酒公司記》，會不會是他活學活用兵法，寫給各路官員看得“軟文”罷了。
這背后真正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什么法國領事，而是盛宣懷的力薦。時兼任山東膠州半島地方行政及軍事主管（登萊青兵備道的道臺）的盛宣懷對山東氣候和物價頗有了解，在邀請張弼士詳談日后投資建設大計的同時，也殷勤地滿足了張弼士在山東投資建廠的各種需求，包括許可批文、免稅、購置土地的便利、甚至幫他確保酒瓶貨源……總之能開不能開的后門全開了。徹底打消了張弼士的后顧之憂。
1892年，張弼士投資300萬兩白銀在煙臺創辦張裕釀酒公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和清廷要員王文韶親自簽批了該公司營業準照，光緒皇帝的老師、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翁同和親筆為公司題寫廠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