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孟德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可見酒與人生有著不解之緣。
不管我們對酒的好惡有多么大的不同，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無論是個體意義上的人生還是群體意義上的人生，無論是實踐形態上的人生還是理論形態上的人生，都與酒發生著越來越密切的關系。
依個體而論，一個人出生時親戚朋友要來喝滿月酒，結婚時要喝喜酒，走完人生的旅途后還要喝喪酒，更不要說在日常生活中要喝的那花樣眾多的酒了：生日酒，獎金酒、年節酒、團聚酒、憂傷酒，慶功酒……置身于當代生活之中，除了極少數人之外，要完全不飲酒幾乎是不可能的。
依群體而論，酒有著聯絡感情、增進友誼、加深了解，消除障礙、活躍氣氛、平衡情感、解憂減愁等作用。大到國際往來，小到鄰里相處，酒都充當著萬金油式的角色。不同的時代，酒對人生的作用不同。魏晉名士嗜飲，劉伶、阮籍常常酩酊大醉，那是要借酒遠禍。李白、杜甫與酒為友，那是要借酒抒寫情懷。
不同的人，飲酒的方式和目的均不相同。文人之飲尚雅，往往借酒尋求精神的解脫和靈感的火花。他們強調飲酒對象的高雅、環境的典雅、時令的幽雅、氛圍的清雅、酒令的文雅等等。政治家之飲尚智，往往要借酒實現某種政治目的，如項羽的“鴻門宴”、曹操的“煮酒論英雄”、關羽的“單刀赴會”、宋高祖的“杯酒釋兵權”等等。
豪俠之飲尚勇，也即所謂的“酒助英雄膽”，如荊軻的“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之飲，關羽的“溫酒斬華雄”之飲，武松的“景陽岡打虎”之飲。莽漢之飲尚豪，如張飛之飲、李逵之飲。
宛若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一樣，酒給人生帶來積極的作用也帶來消極的影響。歷史上，不乏飲酒誤國誤事、損人損己的酒徒；現實中，不乏沉湎于酒虛擲年華的酒鬼。當我們為“李白斗酒詩百篇”“張旭三杯草圣傳”而拍手喝彩的時候，莫忘了橫臥街頭的酒鬼可厭可惡的面目。當我們神往于酒打破了理性的藩籬時，莫忘了酒也放縱了感性的惡魔。當我們驚嘆于“酒助英雄膽”時，莫忘了“惡向酒邊生”。酒是一柄集天使與魔鬼、美好與邪惡于一身的雙刃寶劍。
人生需要的是天使與美好。那么，該如何摒除酒文化的惡的屬性呢?
簡言之，適中。古人認為飲酒的最高境界是“微曛”。當代諸多文豪認為，飲酒宜慢，不可一大口一大口地猛灌，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來，杯口貼著唇邊，輕輕送入口內，無聲無響，然后咽下。這種“呷”，淺斟慢酌最得體。
為了達到這種境界，中國酒文化特別講究“酒禮”。周代頒布的《酒誥》嚴申禁止“群飲”“崇飲’，違者處以極刑。《詩經》中有專門的詩篇諷刺醉酒者的丑態。《儀禮》中辟出專節，詳述宴席上敬酒和答酒的儀式。至于《酒戒》《酒警》《酒觴》《酒誥》《酒德》之類的文章規范，更是比比皆是。現在雖無明確的禁酒、節酒令，但交通部門嚴禁司機酒后開車，不少單位禁止酒后上班，不少飯店禁止劃拳猜枚，社會議論對酗酒者的譴責，實際上都起到了抑制狂喝濫飲的作用。
豐富多彩的人生不能沒有酒的參與，否則人生便少了幾分空靈，幾分愜意，幾分詩情。
積極健康的人生酒不能過多的參與，否則人生便多了幾分頹唐，幾分放縱，幾分消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