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這一年,初生的人民共和國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威震敵膽,迫使美帝國主義退回到三八線和談判桌前;西藏等西南邊疆地區的和平解放已經實現;經濟領域的土地改革與“三反五反運動”勝利完成,百廢待興,生機勃勃的共和國即將迎來建國后的第一輪建設高潮。
起點:奠定行業地位的第一屆全國評酒會
戰爭硝煙中走來的領袖們深諳人民期盼,作為改善民生的重點,食品、酒類供給成為新中國領袖們心中的牽掛。據當年參加全國第一屆評酒會的工作人員回憶,第一屆評酒會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并囑咐一定要認真組織,嚴格把關,評出好酒。
評酒會是在1952年的秋末在北京舉辦的。當時借助財政部中央稅務總局下屬華北酒類專賣公司召開全國酒類專賣會議的契機,參加會議的各地區酒專賣干部攜酒樣品,在會后期評酒。評選結果計劃在1952年四季度產生,1953年正式對外公布。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全國評酒會應該是來自各地,琳瑯滿目的美酒擺滿長桌,權威專家們魚貫而入,品嘗過后各自給出意見,最終“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一次性憑分值產生名次。而事實上,在“前無古人”的全國首屆評酒會上,最初的入選產品推薦,幾乎決定了最終的結果,而這來自此前數月的周密、嚴謹的酒樣檢評工作。這也是中國酒類首次全面的,被以科學的進行理化分析對比,其歷史意義無疑是開創性的。
當時,中央稅務總局管酒,各大區成立酒類專賣公司,中國專賣事業總公司還沒有成立,華北大區的酒類專賣公司代行中央職責。據當時擔任華北酒類專賣公司的工程師的釀酒專家朱梅回憶:1952年中國專賣事業總公司準備在北京召開全國專賣會議,負責籌備會議的崔文林同志告訴他,公司打算評出幾個名酒來,并把任務交給了他,一方面由專賣總公司通知全國的酒廠把酒樣送來。
“我便在北京釀酒廠鋪開了一個攤子,由化驗室的辛海庭、王秋芳、櫻井夫人(中文名:王明愛,日籍)三位擔任酒樣的分析工作,我和櫻井、辛海庭、王秋芳等對樣品進行品嘗,并對分析的樣品提出意見” 多年以后朱梅對當時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
朱梅回憶中的“北京釀酒廠”彼時被稱為“北京東郊釀造廠”,是由1949年初政府在和平解放后的北京實施酒類專賣政策,于當年5月6日設立的“華北酒業專賣公司試驗廠”(紅星酒廠的前身)演變而來。
考慮到紅星酒廠是政府新建的酒廠,且成立已經3年有余,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生產經驗,特別是該廠的研究室專業人才多、檢測設備多、科研成果多、數據積累多,中國專賣事業公司決定將酒類檢評的具體工作交由該廠負責。
作為第一屆全國評酒會的親歷者,王秋芳女士生前曾多次回憶起這段難忘的經歷,并講述了檢評的整個過程——
第一屆評酒會在舉辦前收集了全國各地的白酒、黃酒、果酒、葡萄酒的酒樣103種(其中白酒19種,葡萄酒16種,白蘭地9種,配制酒28種,藥酒24種,雜酒7種,啤酒無送樣)。由北京試驗廠研究室進行化驗分析,形成推薦意見。由于在當時的中國,關于酒類當時有關酒類的成品、半成品的分析還沒有統一的標準方法,“我們在接受任務時只能千方百計地搜尋國內外的相關資料,當時搜集的資料有:李穎川著《食品檢驗及分析方法》、曾瑞顯著《工業化學分析法》、山田正一著《釀造分析法》、田中芳雄著《化學工業試驗法》。從這些資料中尋找相關的分析方法,進行試驗,反復對照,從積累的數據中,總結出一套經過實踐檢驗的白酒分析方法。”王秋芳清楚地記得。
酒樣分析自1952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夜以繼日地加緊工作,數據整理總結到10月全部完成。
經過反復討論斟酌,確定了四條名酒入選條件:1、品質優良,并符合高級酒類標準及衛生指標;2、在國內外獲得好評,并為全國大部分人民所歡迎;3、歷史悠久,已在全國有銷售市場者;4、制造方法特殊,具有地方特點,他區不能效仿者。
這些標準是根據朱梅先生的提議,與研究室的人員共同研究提出,由王秋芳女士執筆成文,題目為《中國名酒分析報告(八大名酒)》。該報告作為建議稿上報給中國專賣事業公司及第二屆全國專賣會議審定,后經會議和領導討論,同意該報告的內容與結論,八大名酒由此確立。八在名酒中包括白酒四款,黃酒一款,白蘭地一款,葡萄酒二款。它們是:
茅臺酒 | 貴州省茅臺酒廠 |
汾酒 | 山西省汾陽杏花村酒廠 |
瀘州大曲酒 | 四川省瀘州曲酒廠 |
西鳳酒 | 陜西省西鳳酒廠 |
紹興鑒湖加飯酒 | 浙江紹興酒廠 |
張裕金獎白蘭地 | 山東煙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 |
紅玫瑰葡萄酒 | 山東煙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 |
味美思酒 | 山東煙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 |
需要說明的是,不少酒類愛好者所熟知,并被奉為經典的“四大名酒”,正是來源于第一屆全國評酒會上所評出的茅臺酒、汾酒、瀘州大曲酒(瀘州老窖)和西鳳酒這四款名白酒。由于一直以來白酒在我國酒類消費長期占據的主導地位,也就形成了“四大名酒”的傳統叫法。
第一屆全國評酒會期間酒樣檢測
新中國成立后,舉辦第一屆全國評酒會,奠定了中國酒類檢評的科學框架體系,邁出了評價體系的堅實步伐,在實踐中為后來者探索前進的道路。
首次公布八大名酒稱號,在當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震驚與喜悅。老百姓知道了什么是名酒,其影響延續至今。名酒在市場的聲譽大大提高,銷量猛增,企業積極擴產,酒界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支點:行業格局初定,第二屆酒評會誕生名酒“老八大”
十多年的時間,隨著國內公私合營等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酒類生產格局也從建國初的少數國營,私營為主,徹底轉變為國營釀酒企業為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酒類行業的繁榮進步,再次催生了新一屆全國評酒會,此次誕生的“老八大名酒”更是成為新中國酒業歷史的難忘瞬間。
從1953年開始,中國酒業的權利歸屬也發生了變化,專賣局被取消,酒業的產銷分開,生產劃歸輕工部(1955年地方工業部合并到輕工部),銷售劃歸商業部;而此時,酒的專賣,即是國營商業對糖、煙、酒三類物資的包銷形式。各地成立了一大批糖業煙酒公司,這些公司隸屬商業部,是當時中國計劃經濟的產物。
1963年,全國第二屆評酒會在北京召開,此時酒樣的選送則由各省輕工廳、商業廳共同簽封。時隔十年,這屆評酒會才真正稱得上是嚴格意義的全國評酒會。在這次評酒會上,第一次制定了評酒的規則,評酒委員根據酒的色、香、味按照百分制打分寫評語。
這次參評的酒樣共計196個,其中白酒共75個。最終評出國家級名酒18種,其中名白酒8個(依次為:五糧液、古井貢酒、瀘州老窖酒、全興大曲、茅臺酒、西鳳酒、汾酒、董酒,史稱白酒界“老八大名酒”);全國優質酒27種,其中優質白酒9個(分別是:雙溝大曲酒、龍濱酒、德山大曲酒、全州湘山酒、三花酒、凌川白酒、哈爾濱高粱糠白酒、合肥署干白酒、滄州署干白酒)。
與第一屆全國酒評會產生的白酒“四大名酒”解決“有沒有”不同,新一屆白酒產生的“老八大”更加引發關注的卻是排名——五糧液一舉拔得頭籌拿下冠軍,古井貢酒摘得銀牌,除了瀘州老窖外,“四大名酒”中的茅臺酒、汾酒、西鳳酒均跌出前四,這樣的排名方式多少讓人覺得有些匪夷所思。
事實上,第二屆評酒會的評比標準有著當時鮮明的時代特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大家都認為香氣越大的酒越好,因此,濃香型的酒占據絕對優勢(八大名酒中占了四席,而且這四席名列前茅)。這導致茅臺只能“屈居”第五,而汾酒則“被排擠”到了第七。
客觀來說,當時的評酒專家要在196種各類酒的酒樣里區分優劣,讓他們大口喝酒是不現實的,評委們更多的是“看色、聞香、淺品”,在這些主觀評判中,聞香便成了主要依據。因為這些客觀原因,以致香氣大的酒得分高,而清香、醬香型酒則不占優勢。
專業評酒師淺嘗輒止、聞香觀色;而消費者則大口喝酒、深飲大品;場景不同、飲用量不同,得出的結果也會有所不同。這也許正是為什么很多專家認同的好酒并不一定會被消費者看好的原因。
余波:狠抓質量從三大試點開始
兩屆全國評酒會的舉辦,在掀起酒類生產高潮的同時,也對酒類科研帶來新變化。
現代白酒釀造史上最具權威性的三大白酒試點,源于上世紀50年代中期。
1957年,食品工業部四川糖酒研究室由陳茂椿帶隊任組長,熊子書等專家參加了對瀘州老窖生產工藝的查定總結。查定了將近一年。輕工業出版社出版,由陳茂椿先生主筆的《瀘州老窖大曲酒》,時至今日,這本書里提及的很多釀酒操作技藝對濃香型白酒還具有指導意義。
1963年汾酒試點工作由秦含章主持,至1965年汾酒試點結束,共形成了14個主要項目、45個主要方法和措施,取得了14992個實驗數據,從微觀科學入手,積極探索、執行和倡導的“白酒微生物學”,逐漸把中國白酒引領到“高科技產業”的路徑上來,并成為新中國白酒科技輝煌的代表案例,永遠寫入史冊。汾酒試點也不僅僅對于清香類型白酒貢獻巨大,試點中關于清香型白酒主體香的研究,與其他白酒試點的成果一起,成為白酒劃分香型的理論基礎。
第二屆全國評酒會的評選結果令人頗感意外,“四大名酒”紛紛掉隊,同樣也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而由此產生的“副作用”更是出乎不少人的預料。
根據國家制定的《1956—1967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及周總理的批示,國務院在1956年指示釀酒工業要立即采取措施,迅速恢復、鞏固、提高名酒質量,保護寶貴的民族遺產的精神,三大白酒試點為現代中國白酒的香型標準、香型技術、香型創新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周恩來總理看到第二屆全國評酒會上“茅臺排到了第五名”,點將“把茅臺評下去”的評酒會專家組組長周恒剛,把茅臺的質量搞上去。
周恒剛親自操刀茅臺試點,以香味為主攻對象,1964年至1966年4月共進行了兩期茅臺試點。以周恒剛為首的試點團隊通過3年的試點,對茅臺酒的傳統釀造工藝進行了總結,肯定了茅臺酒“醬香、窖底、醇甜”三種典型體香型的劃分,摸索出了一套勾兌規律。此規律,能持續、穩定地勾兌出醬香突出、優雅細膩、酒體純厚、回味悠長、空杯留香持久、風格獨特、酒質完美的茅臺酒,從而把這種酒命名為“醬香型酒”。1965年,輕工業部在山西召開的茅臺酒試點論證會,正式首定了茅臺酒的三種典型體的確定及醬香型酒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的國家評酒活動提供了較為科學規范的依據,也逐步揭開了“茅臺”酒獨具一格的千古之謎,確立了醬香型這一中國白酒基本香型。
可以說,茅臺試點的開展,最直接原因就是因為第二屆全國評酒會。
建國之初,對于經歷經年戰火滄桑的中國酒業迎來了百年難得的和平環境。百廢待興孕育著生機與活力的迸發。人們對和平安寧的美好生活從未如此的想往。從國家領袖到普通百姓都對美酒代表的幸福生活充滿了期待。兩屆全國評酒會和接下來的試點、科研與規模化生產,都是歷史的選擇。一二屆全國評酒會給名酒劃分打下框架基礎;探索了名酒評選的機制;給白酒的香型劃分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本文選自《中國酒業》雜志2022年第6期,作者李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