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云酒團隊（ID：YJTT2016）
1986年，中國第一部名人肖像攝影集《中國文化人影錄》出版。
巴金、沈從文、梁漱溟、馮友蘭、楊絳、錢鐘書、費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潛……這些大師稟性各異，他們的形象被真實記錄下來，或專注、或嚴肅、或惆悵、或調皮。
令人頗感驚訝的是，《中國文化人影錄》的作者鄧偉，當時不過27歲，鄧偉是北京電影學院78級攝影系的學生，與張藝謀是同學，他最初拍攝所用的相機，是學校配發的一臺海鷗205。
若干年后，鄧偉回憶起這些大師，覺得他們個個都是“倔老頭”。
大師們的倔強，或與學術地位有關——身為大師，難免有些倔強自負，但若缺了這幾分倔脾氣，恐怕很難走到極高極遠的造詣境界。
在中國白酒業，也有一些“老人家”，對行業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在他們身上，“倔強”二字亦是如此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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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筆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白酒產量總和為10.8萬千升，到2019年，這個數字變成785.9萬千升，增長了72.8倍。
建國之初，四川省白酒產量剛過5萬千升，貴州省的全部家底則只有1000多家手工作坊，白酒總量總和0.09萬千升。今天，在川黔兩省，各矗立著一家千億級白酒企業。
幾十年來，中國白酒取得了歷史性發展，但具體到每一個微小時刻，這種發展并不明顯。許多人未曾意識到，我們所經歷的，是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
大師，是黃金時代里不可或缺的注腳。
梁邦昌是廣東人，1958年，21歲的梁邦昌從廣州輕工業學校畢業，被分配到江蘇省輕工業廳，同年進入洋河酒廠，之后，他的人生便與白酒緊緊聯系在一起。
▲梁邦昌
從技術員、科長干到副廠長、廠長兼黨委書記，梁邦昌在洋河酒廠干了30年，對洋河的生產工藝、品質風格都做出了重要的優化提升。
當時，他便養成了一個“倔強”習慣：發言稿無論大小必親筆撰寫，不由他人捉刀。就在前不久，83歲的梁邦昌還動筆寫就一篇萬字長文縱論酒業發展（點擊可跳轉閱讀原文），文中觀點犀利、條理清晰。
之所以堅持親手寫文章，或是因為梁邦昌對自己的觀點很“固執”。
看到有些白酒企業業績增長很快，梁邦昌卻有點擔憂，建議它們“停一停、慢一慢”“不要使企業發展像坐過山車”。
“您總對酒企說些‘不合時宜’的話，不怕搞得場面難堪嗎？”對此，梁邦昌露出了老頑童似的笑容：“像我們這樣的老頭子，人家生氣也不敢當面生，是不是這樣子？”
6月12日，酒業首檔全景人物訪談節目《老秦會客廳》第四季第二期講述
《梁邦昌的“啟示錄”》。鏡頭前的梁邦昌，不僅闡述了對整個產業發展的深度思考，也有對過往歲月的深情追憶。談笑間，仍是對行業數十年未改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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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八十的“老人家”，使用電腦寫作難免有點力不從心，但談及行業、技術的事情，他們總要拿起紙筆，圈圈畫畫。
2019年3月，“大同世界 清香天下”2019國際清香論壇在成都召開，會議前一天，我們與論壇嘉賓高景炎做個溝通，“老人家”拿出正反寫滿的兩張紙，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
▲高景炎
高景炎生于1939年，23歲那年，他從無錫輕工業學院發酵工程系畢業，來到了北京。
在前門大柵欄的小旅館里熬了10多天之后，高景炎被分配到了位于八王墳的北京釀酒廠。這是北京第一家國營釀酒廠，也是如今北京紅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在紅星二鍋頭的數十年的工作經歷，讓高景炎對清香型白酒有了極深的研究和感情。作為北京二鍋頭傳統釀造技藝唯一的國家級代表性傳人、北京二鍋頭酒傳統釀造技藝第八代傳承人，多年來，他一直致力于清香型白酒的價值推廣，希望盡快拓展清香“大市場”。
饒是如此，在高景炎寫滿的兩張紙上，我們還是看到，健康、歷史、醒酒快等關鍵部分被反復修改涂抹。高景炎說，這些是清香型白酒的重要優勢，越是如此，越要嚴謹對待，“千萬不能說過頭話。”
中國白酒的黃金時代，離不開時代與社會的進步發展，也離不開行業無數人的心血付出。屬于這個時代的大師們，已過了在生產一線發光發熱的年紀，他們手筆中流露的“倔強”，有些是深遠的觀察，有些是冷靜的反思，這些大師“手筆”的含金量，或許要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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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語
“大師”們為世人所熟知，往往因為他們的非凡成就，而光環之后的那些瑣碎“絮語”，每每讓人生出不一樣的回味。
季克良與高景炎同歲，同樣畢業于無錫輕工業學院，后被原國家輕工業部選拔、分配到貴州茅臺酒廠工作。
當時，茅臺酒廠年產量只有200多噸，年虧損84萬元。
2003年，茅臺酒產量首次突破一萬噸。慶祝活動上，季克良感慨萬千，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季克良
五十多年的茅臺生涯，成就了季克良的“大師”地位，也在人們心目中定格了那個白發智者的大師形象。
2014年，白酒行業正處于深度調整的谷底，當年前三季度，貴州茅臺實現營收221.7億，同比增長0.77%，扣非凈利潤107.9億，同比下降4.64%。
與此同時，市場上出現了很多對茅臺酒價格的質疑聲。
那年10月份，在北京見到季克良。他一個人在屋子里，光線有點暗，并沒有開燈，說到眼下的“調整”，他起初并不想談，沉默了一會，才說道：白酒的調整，關鍵是“讓老百姓喝到好產品”，最大前提把質量做好，另外還要確定合理的價格結構，“這是重要保障”。
之后，我們想在文章中引用他的觀點，把文章內容編成短信發過去，季克良一番字斟句酌后才確定下來。他還特別叮囑：“酒業的每一點發展都不容易，所以做酒人的言行要慎之又慎”。
那一刻，我們感到，即便身為一代大師，幾十年見慣了風雨起伏，季克良卻未改兢兢之心，甚至于這份壓力會終身跟隨他，也許，這本就是大師人生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賴登燡是個典型的四川人，平時喜歡寫寫書法，打打川麻，與他的每次接觸，總讓人感到安逸。
▲賴登燡
有一次去水井坊拜訪賴登燡，就四川原酒產業發展的一些問題請教他，老人家談興頗濃，把川酒風味與風土的關系，里里外外講了個透徹。
看看時至中午，賴登燡一定要留我們吃午飯。在公司食堂，一份回鍋肉、一份麻婆豆腐、米飯、泡菜，四川的家常口味，卻能吃出“大餐”的滿足感。賴登燡臉上露出一絲得意：“味道這個東西，確實要挑地方，環境一變，口味就大不一樣啊。”
賴登燡總能把深奧的專業知識，講成生活家常，這固然是幾十年沉淀的大師造詣，或許也是一份謙卑若谷之心。
平時在業內做一些講座，賴登燡便不喜歡使用事先做好的PPT，往往會要求準備一塊黑板，他覺得知識在黑板上寫出來更清楚些，“邊寫邊聊，大家才能思維同步，錯誤之處擦掉重來，印象反而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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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
行業的腳步，時代的腳步，常常縮寫為一串數字，而大師的腳步，卻在記憶里作響，不時喚起一些場景與畫面。
幾年前，我們登門探望秦含章，老人家的聽力已經不太好，需要家人俯在耳邊幫助交流。當說起汾酒的時候，秦含章沉默了好一會，喃喃自語道：“汾酒，好。汾酒，好。”
▲秦含章（1908-2019）
55歲那年，秦含章作為專家組組長，在杏花村汾酒廠負責試點工作。在汾酒駐廠的兩年，秦含章與汾酒工人同吃同住，當時酒廠沒有招待所，便住在一個小山坡的窯洞里，用餐就在食堂。試點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對汾酒技藝和品質提升起到了巨大推動。
這段經歷，使秦含章與汾酒之間產生了深厚感情，一直視汾酒人為自家人。我們這次拜訪結束時，家人扶秦含章回臥室休息，老人家步履緩慢，走到門口處，還慢慢揮了揮手，又連說幾聲：“汾酒，好。”
2015年5月，我們在南京拜訪沈怡方，老人家在電話中很“倔”，堅持不肯讓人接，“我自己過去，路很近。”
▲沈怡方（1933-2017）
離約定時間還有十幾分鐘，沈怡方便到了，頭上已有了些汗珠，手里拎著一個深藍色的包，是參加酒業會議發的那種資料袋，邊角處已有些磨損。
聊起黃淮流域的白酒發展，沈怡方說，這一區域的白酒，在品質風格上，很適宜現代型、商務型消費，但這只是基礎，“如果沒有健康文明的消費文化，商務人士和基層企業家們將深受白酒之害，頻頻干杯，過量飲酒，他們從思想上會恐懼白酒。”
交談之后，沈怡方仍執意步行返回，“出來聊聊這些事情很高興，走走路也覺得舒暢。”
▲陶家馳（1940-2015）
有一次，陶家馳參加行業研討會，從武漢乘火車到襄陽，我們在出站口迎接他，結果人群都走完了，仍遲遲未見老人家身影，又等了一會，他才走了過來。
走到跟前，陶家馳未言先笑：“你們非要給我買個一等座，離出站口可真遠。”
聊著天便進了車里，路上大家聊著天南海北、各省酒業的近況，陶家馳忽然冒出一句：“這幾年，湖北白酒的腳步很快，但眼光總要往前看，要把我們的品質文化沉到市場里。”
擁有大師，是一個行業的幸運，而這些酒業老人家的“倔強”，值得“后浪”去品味和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