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萬達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7月4日，山東省人民政府網站轉載一篇題為《究竟該向南方學什么？——濰坊市委書記南方考察歸來的“發展之問”》的文章引起了公眾的熱烈討論。山東本身也是一個經濟大省，為什么愿意“自揭老底”？因為他們實實在在感受到了差距。有差距就要追趕，而要追趕首先要解放思想。
2018年7月以來山東各市考察學習及合作對接點位（根據公開資料整理）（制圖：城市進化論）
山東經濟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創下多年來新低，山東和南方的差距到底在哪兒?為何北方一些省份的經濟和南方一些省份經濟的差距會越拉越大？原因有三：第一、市場化改革力度有差距北方一些省份的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相對南方較為滯后，其經濟主體依然大多靠的是國有企業，工業體系也較為傳統。這種環境下市場上留給企業的發展空間很小。相比之下，南方省份普遍市場化改革力度大，注重創新驅動，民營經濟發展環境良好。以深圳市為例，深圳的國有企業將近80%都是混合所有制，產權多元化帶來的是治理結構的多元化。即便是國有企業，也會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去改革。而在山東等北方一些省份，我們感受到的一些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度相對較大。一些企業把注意力放在層層去解讀領導的意思，而不是去關心怎么干實事。市場化的經濟體制需要用法制來立規矩，而不是靠領導一句話。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企業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企業家。怎么去配置資源，怎么去經營應該由企業家說了算。企業面向的是市場，市長并不能解決企業的問題。第二、北方文化受官文化影響相對較重總體來看，北方各省份文化受官文化影響相對南方較重，比如山東省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其受做官文化的影響也相對更重，很多時候的影響力超過商業文化。
“喝酒辦事”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子。前段時間我們要去山東談一個項目合作，大家面面相覷都說不敢去，因為“山東人太能喝”。儒家文化中講究好客，喝酒是好客的一種表現方式。但不能把喝酒上升為商業規則。喝酒文化本來是好客，但如果變成通過喝酒才能辦事，這個文化本身就變質了。商業文化絕對不是酒文化。商業的文明靠的是守信用守合同講誠信，辦事的規則一定是公開透明的。北方一些地方之所以有“喝酒才能辦事”的觀念，其實恰恰表現出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第三、開放程度、跟國際接軌力度有差距南方多數省份應該說開放程度比北方多數省份要高，跟國際接軌力度相比也更大，國際化，法制化程度要更高。而在北方一些地方辦事往往要“靠裙帶、人情關系”。
那么北方一些地方如何縮小與南方的差距？一些地方政府應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首先，建立現代的政府治理體系。地方政府要作為一個服務型政府要有效率、可問責。地方政府應做到政策執行、信息發布公開透明，減少不必要的審批環節。第二，地方政府應向下放權，加強法制建設。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地方政府應依法保護企業家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讓企業家有安全感。在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的同時加強對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通過法制鼓勵企業創新，保護企業創新成果。當然，法制的基礎是信用。對于不守信用的人和機構，應依法嚴懲，使其付出沉重代價。第三，企業應建立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對每一個員工、對社會和利益相關者負責。企業本身的治理和決策制度要科學。深圳很早就有股份制企業，其在治理結構上有股東和董事會，各個層級各司其職。公司管理遵循公司法，并不是某一個人說了算。這樣才能保證一個公司可持續去應對千變萬化的市場。職業經理人制度就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所謂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以華為為例，任正非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華為離開我照樣運轉”。這是因為華為擁有現代化的企業制度，企業治理有約束。所以華為并不像家族企業那樣非要任正非的女兒去接班。深圳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萬科也是如此。其第一大股東是國有企業，但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從王石到郁亮都是職業經理人。第四，要有開放和包容的文化。企業要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毫無疑問需要一批人才。地方政府應該用開放和包容的文化給企業家和人才更多的發展平臺和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