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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華北區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與內蒙古自治區五省市，留給行業的印象是松散的區域市場與地產酒為主。除了北京超大規模的外向型市場，以及汾酒一枝獨秀的悠長生產歷史，這里難有更多的新意與驚喜。然而，伴隨著＂京津冀一體化＂上升成為國家戰略，國家級試點雄安新區的規劃逐步落實，以及近年來汾酒為代表的晉酒北攻南下，華北區域化發展的步伐正明顯加快。
就酒類生產領域而言，京津冀三省市在國家政策背景的扶持下，已經形成事實的產業鏈條分工，近年來興起的環保治理大潮，已經在區域內企業生產布局上有所體現。衡水老白干、牛欄山、紅星等歷史悠久的規模化企業，隨所屬城市中心規劃與功能的變化，正在城市版圖中重新布局，這對于老企業而言，不諦于一次機遇與挑戰，抓住機會，打破既有的僵化格局與思路，獲得更大的產能與規模增長空間，無疑對企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坐擁白酒產區優勢的山西、具有白酒消費基礎的內蒙古兩地，依靠國家西部能源開發戰略前期掘金之后，腳步并未停歇，在擴大區域市場滲透的同時，正進一步通過引導產業升級與規模化帶動，拓展“汾老大”的未來成長空間，內蒙古巴彥淖爾也因河套酒業而形成優勢生產基地。隨著近年來流通行業的進一步發展，兩地正依托自身傳統優勢，力圖“借船出海”，希冀通過京津冀打通輻射全國市場的良好品牌張力，發展市場空間的擴展也正穩步推進。
由于環保、產業政策的定位等客觀因素的原因，國家有關政策對酒行業發展的未來規劃將主要集中在具備優勢資源與規模的產區，而放眼華北五省市，山西無疑具備這樣的天然優勢與地位。而這也恰恰是華北其他四省市釀酒行業需要依托的基礎。中國酒業協會理事長王延才在今年4月召開的中國酒業協會年會報告中指出：酒類產業今后的發展方向是沿著高質量發展通道運行，以優勢產區為龍頭，以骨干企業為龍頭，把做大優勢產區作為重要的發展方式。做到產區、集群、骨干企業、產業園區共同發展。國家發改委今年4月8日公布了《關于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征求意見稿，將白酒優勢產區白酒生產線劃在限制類之外，體現了對優勢白酒產區產業政策的扶持理念。
酒類生產、流通與消費有著自身鮮明的特點：具備良好釀造生產的區域與省份，大多擁有悠久的釀造歷史與技藝傳承；發達的商業流通與廣泛的消費人群與習俗，也是產品在該區域普通受到歡迎，擁有口碑與市場的前提條件。當然隨著現代商業的發展，便利的交通與口岸優勢無疑對促進酒類消費更是錦上添花。酒類作為特殊的快速消費品，區域內人口基數是衡量該區域消費市場的重要標志。從歷史傳統上看，五省市兩座人口超千萬的直轄市，以及北方人口、制造業大省河北省；能源大省內蒙古與資源、釀酒大省山西，但生產與消費市場仍長期處于各自為戰的孤立、分散狀態。華北區域酒業發展的現狀究竟如何？市場的融合潛力有多大？未來能有哪些作為？成為域內酒業人士關注的熱點。《中國酒業》記者通過深入的調研與分析認為：華北五省市的區域聯合尚處在初級階段，相較成熟的區域化典型川黔、蘇魯豫皖（黃淮海），在生產、銷售與市場現狀上都存在較大的互補空間與潛力。
改革開發40年來，華北白酒企業經歷了當年一枝獨秀、后續彎道超車、到如今百花齊放的諸多現象級變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甚至品牌運營商等多種性質的企業發揮各自優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應該看到的是，隨著首都城市功能的定位逐漸清晰，單純的酒類生產型企業在北京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與潛力已經所剩無幾，生產規模擴大幾乎沒有可能，這迫使京城酒類企業把目光轉向周邊區域，這也給華北其他四省市帶來更多的機遇。
華北市場上，北京市場的最大特點是沒有壟斷，具有相當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歡迎全國各地的酒類產品進入北京，這也是酒業能夠推動京津冀一體化的基礎和有利條件。作為華北乃至全國酒類消費的風向標與一線城市市場，北京酒類生產與消費市場長期呈現開放、繁榮的表現與態勢，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甚至全國各地的一、二線酒類品牌均能在北京市場見到。在生產方面，2018年，北京酒企業生產飲料酒62.7784萬千升（不含燕京啤酒），增長1.95%；總產值130.73億元，增長31.39%；實現銷售收入127.41億元，增長28.36%；利潤總額18.97億元，增長59.55%。白酒總產量66.6593萬千升，增長3.33%。北京牛欄山酒廠白酒產量54.9885萬千升，增長31.3%；銷售收入92.43億元，增長42.24%；利潤總額15.16億元，增長82.43%。北京紅星股份公司白酒產量8.8403萬千升，銷售收入24.53億元，增長4.38%。利潤總額4.25億元，增長13.33%。
華北市場具有的其優勢，更多的來自地理。一個有有趣的現象，東部沿海港口沒有叫得響的自產白酒品牌，究其原因，既有風土的因素，更多的是人文的影響造成。傳統意義上來說，港口匯集海上運輸與內地運輸的貨物，內地盛產的白酒自然遠勝自產，葡萄酒與啤酒均為泊來品，卻在港口有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與首都相鄰的天津市有著典型的港口消費風格與優勢，始終把握優良港口優勢，無論歷史還是當代，這里都具備完整的食品工業生產體系和便利的運輸與物流優勢。作為一度與上海齊名的北方食品工業中心，天津擁有眾多享譽全國的酒類品牌，有些還出口國外。王朝葡萄酒、五加皮酒等都一度在海外酒類市場占據一席之地。
同樣，當初腹地的除河北也除了生產、河北省也是酒類消費大省，因位置緊鄰北京、天津，其酒類消費市場呈現出大而全的特色，近年來隨著交通、物流與互聯網的興起，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來諸多大型國事活動在北京的舉辦，京津冀協作明顯加強，河北酒類市場與消費者包容性不斷增強，河北省商業地位逐漸凸顯，目前已經成為全國酒企眼中重要的北上戰略級市場。
近年來，隨著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快速推進，以河北省為代表的酒類深加工迎來了蓬勃發展。由于具備縱深腹地，土地、政策、交通等優勢，眾多北京、天津甚至整個華北區域的酒類企業與河北展開戰略合作，把河北做為市場拓展的重點，河北酒業發展迎來新一輪發展。在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也為酒類市場的豐富與格局優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2022年北京冬奧會即將在不久的將來在北京舉行，而冬奧會多個賽場規劃在河北張家口的崇禮一線，這冀北酒南下出山創造了條件，張北產品及市場也日益受到消費者的關注。再加上雄安新區的戰略規劃，一北一南兩大未來熱點無疑將帶動冀酒的全面區域酒品牌與形象。
而從總體上看，山西省是華北五省市中最具生產能力的省份，其產業規模與實力在全國均居前列。現有白酒生產企業153家，白酒年生產能力30萬千升，2018年的生產量在25萬千升左右。其中，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規模以上白酒企業完成釀酒總產量16.72萬千升，同比增長17.68%。而其生產量中的80%都來自行業公認的祖師級企業——汾酒。
汾酒絕對稱得上是山西白酒行業的“發動機”，由它帶動，山西白酒全盤沿用了“汾酒模式”。香型上，汾酒的“絕活兒”清香型是自古沿襲，由于汾酒的省內主導地位，山西省內白酒幾乎都以清香型為主。由于多年形成的區域口感習慣，山西消費者也青睞于清香型，因此也成為山西白酒的一大特色。產區上，圍繞汾酒所在地汾陽杏花村鎮形成了國內及行業公認的呂梁產區，在汾酒的輻射與帶動下，近年來呂梁產區已經初具規模，形成了以生產為龍頭，以交易為特色的白酒生產基礎，具備了包裝、生產等一系列的產業鏈價值升級。品牌上，由于杏花村、汾酒、青花等品牌元素在山西頗具影響力，形成了山西酒類產品商標注冊中各種“杏花”、“汾”、“青花”的奇觀。
除了生產能力，消費能力也是一個主要關鍵，翻開中國地圖，你會發現內蒙古自治區擁有其他省份罕見的大跨度。它東部與東北三省、河北接壤；南部與山西相望；西部與甘肅、新疆相鄰。特殊的地理特征、氣候特點，決定了自治區酒類生產與消費的豐富、多樣性。外來名酒方面，茅臺、五糧液與劍南春在“大草原”上演繹的明爭暗奪，幾乎是內蒙古市場上永不衰落的前三份額保障。地產酒方面，既有河套王、蒙古王、草原王、金駱駝、成吉思汗、納爾松、鄂爾多斯酒、寧城老窖、老云中、高力板等為代表的老牌白酒企業扎根于此，也有以陽光田宇、沙恩、漢森、吉奧尼、西口風、牛王莊、瑞沃酒莊等為代表的優質葡萄酒企業開啟產區化運作。
內蒙古白酒市場東西界線明顯，格局迥異，而分界線恰好就是呼和浩特。蒙西以“呼、包、鄂”金三角為中心，包括集寧、烏海等地區。該地區由于靠近北京、山西、河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酒類消費層次自然也比較高，而內蒙古的主要大型酒廠也基本分布于此，如河套、駱駝、鄂爾多斯、響沙、成吉思汗等。蒙西地區占全區酒類消費70%以上，大約擁有近80億的消費能力。蒙東地包括赤峰、通遼、海拉爾、烏蘭浩特等地區，地理位置靠近東北，與東北的消費習慣比較相似，因此大多數企業基本上都把蒙東市場劃歸為東北市場，在營銷和市場策略上與蒙西完全不同。
（本文選自《中國酒業》雜志2019年第6期）
李澎，《中國酒業》雜志副總編，資深酒業媒體人。中國酒業協會名酒收藏委員會副主任，從事酒業快銷、IT電商、自動識別等眾多專業媒體新聞報導及出版工作多年，曾主持編寫《中國酒業課題研究匯編》（2011-2012）、《2013中國酒業研究報告》、《中國酒業發展現狀白皮書》（2013-2014）等行業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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