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酒之間的關系是極為微妙的，它們一方面需要用嚴格的規矩、戒律來規范自己的教徒、教眾，讓廣大教徒、教眾信服、順從、不飲酒，宗教通過這種方式使自身獲得某種權威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擺脫世俗的欲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耐得住美酒得誘惑，因為這從根本上來講是有違人的天性的。此外，他們還需要面對的一點是：酒的功能豐富性決定了它對于人們的基本生活的全面滲透，簡言之就是，只要你還未乘龍駕鶴飛升而去，只要你還是作為一個人而生存于世間，你就不可能離開酒。這種矛盾心態使得很多宗教與酒之間保持著基本上排斥，但在需要得地方和領域采取部分接納得態度。酒療便是這一處在中間銜接的節點。
我們以我國本土宗教道教為例，道教自身是有道醫的，他們很多情況下是通過治病救人達到傳教的目的，道醫在漫長的發展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醫學，其中也包含了不少酒療思想。
道教相對于佛教、伊斯蘭教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宗教而言是一個清規戒律比較少的宗教。道教很注重醫學保健和養生，在發展養生保健醫學的同時，也促進了保健藥酒的發展。我國古代最著名的道教養生醫學專家當屬孫思邈，他是著名的醫學家，也是有名的道士，他發展了唐代醫學，補充了新的醫學成果，將自己一生的行醫經驗毫無保留的提供出來，而在他眾多成果之中，酒療無疑是他對以往醫學的重要補充。孫思邈一生行醫，用酒入藥的案例無數，《千金方》《千金翼方》中隨處可見以酒入藥之方，可見他對于酒療的認識之深。
在尊道教為國教的唐代，道教酒療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很多道教徒都服用藥酒來養生保健，他們熱衷于用各種藥材、礦物、植物炮制藥酒，經過炮制，去掉藥物本身的毒性，浸漬或釀制，成為保健性藥酒，進而服用以求強身延年。如岑參的《題井隆雙溪李道士所居》之中有：“五粒松花酒，雙溪道士家。”描繪的正是一位服用松花藥酒養生的唐代道士的形象。唐代很多道士在采藥、煉藥中也將酒引入藥材炮制中，進而促進了酒制藥材的發展。道教在唐代時，信奉者眾多，而且由于道教講究煉養，所以有相當多的道士服用藥酒，這必然引起愛好養生的士大夫階層的注意，因此不少唐代士人通過與道士交往，得到了養生的藥酒方，服用后因效果良好又使得這些藥酒方廣為流傳，從而舉國風行藥酒，變相地促進了藥酒發展史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