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二逮子……北京人與二鍋頭關系之微妙，從對其稱呼上就可見一斑。這就像在稱呼鄰家的發小，胡同里的玩伴兒。
朋友聚會喝二鍋頭，親人相聚喝二鍋頭，自斟自飲喝二鍋頭，借酒消愁是二鍋頭，真情流露時還是二鍋頭……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的第一個國營白酒品牌，從1949年到2017年，紅星二鍋頭已經陪著國人走過68年。對很多人來說，紅星二鍋頭早已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對于身邊的這顆“紅星”，您了解多少？
“跑馬圈地” 敲定東郊廠區
熱辣辣的紅星二鍋頭，硬邦邦的紅星二鍋頭代言人，那句“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顆紅星”，不僅是廣告詞兒，細想還真是這么回事兒。提起紅星，北京人自然會想到二鍋頭。但或許只有資深酒友才懂得——二鍋頭其實不是酒的品牌，而是釀造工藝。
不用坐時空穿梭機穿越到明末清初，您就溜達到前門大柵欄的源昇號博物館，就能了解二鍋頭的發源——那時燒酒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京城中也分布著諸多的老酒坊，但釀造工藝良莠不齊，燒酒有時濃烈嗆嗓子，有時又寡淡無味。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來自山西臨汾的趙氏三兄弟在釀造中發現，蒸餾酒的時候，掐頭去尾取中段所出的酒，味道最好，因此就有了二鍋頭的叫法。三兄弟將酒坊取名“源昇號”，就靠二鍋頭打開了知名度。 “源昇號”在當時火到了什么地步？清朝老北京四大商號--王致和、同仁堂、松竹齋(榮寶齋前身)，源昇號是其中一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當時京城的12家老酒坊，早已處于停工的狀態，只有“源昇號”維持著經營。
據“紅星”的老員工回憶，新中國建立前，當時燒酒的叫法很多，叫白干的，叫髙粱的，叫土燒酒的，叫干酒、炮子酒的……為了工業化的規范，政府將工藝和原料類似的燒酒，統一稱之為白酒。1949年4月，中央稅務總局、華北酒業專賣公司在京召開首屆酒業經營管理會議，決定對酒實行專賣，停止私人經營，同時決定在北京成立華北酒業專賣公司實驗廠。
建于建國門外八王墳的華北酒業專賣公司實驗廠，就是北京紅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實驗廠接收12家老酒坊，從1949年到上個世紀90年代，紅星在這里一待就是50多年。
（建國初期，華北酒業專賣公司實驗廠，為防止敵特份子破壞，廠門有戰士持槍把守）
今年91歲的王秋芳，是北京二鍋頭酒傳統釀造技藝的第七代傳承人，是當年實驗廠籌備小組的成員，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她的回憶中，工作組成立的頭等大事，就是選定廠址。“領導對于新廠址有明確要求：第一，不能建在城區，以減少污染；第二，也不能離城區太遠，要方便工作。”
王秋芳至今還清晰地記得，1949年5月6日，籌備組組長馬少峰叫上大家說：“走，選地兒去！”于是幾個人從當時華北稅務總局專賣總公司的辦公地北兵馬司出發，穿過朝陽門，路過東岳廟，直接騎到了城外莊稼地的田埂上，“田埂特別窄，一不小心就翻車。騎了好久，發現了一片廢棄的廠區。”這片廠區其實是日偽在北京統治時期建造東郊新市區的一部分。籌備組誤打誤撞，找到了這片建筑。
廠區內只有幾間破破爛爛的房子，還有幾個跟椅子差不多高的水泥樁子。組長拍板說：“就是這兒了！”當時大家還搞了個簡單的“圈地”儀式，就是用砂石繞廠區撒了一圈，然后在門口豎了一塊木板。
確定廠址后，正好是中午，馬少峰出發的時候帶了些面粉。有人從廠區里找到了一口大鐵鍋，有人從河溝里弄了一些水，就地做成了一鍋疙瘩湯。大家坐在野地上，喝著疙瘩湯，開始討論工廠的未來。
（對于實驗廠的建立與發展，有一位女士為它傾注的心血最大，她就是紅星的建廠元老，酒廠第一位技術員王秋芳女士。從招募人員、搭建研究室到改良釀造方法，王秋芳親力親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困難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獻禮新中國 載入北京印跡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的第一家國營釀酒廠，時任軍管會主任的葉劍英當時特批了100萬斤糧食作為建廠資金。建廠后接到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生產出開國獻禮酒。
對于酒廠來說，光有糧食還不夠——新廠建立不久，只有生糧蒸煮發酵之后的生立馇，要想生產出合格的優質白酒，需要有經過發酵蒸餾后的軟立馇。而且釀酒所需的酒麯在發酵完之后，還需要2至3個月的儲存期。如果按照常規的方法釀酒，獻禮酒根本不可能完成。但是員工想盡辦法克服困難，選擇了“二鍋頭”釀酒工藝。1949年9月25日，距離開國大典還有一周的時間，獻禮酒釀出來了。
（1949年第一瓶紅星二鍋頭獻禮酒）
“酒的質量還相當不錯！過去二鍋頭酒精度一般是68°，我們釀出來的是65°。我們又把酒做了勾調，口感相對柔和，不那么辣嗓子，更有利于人們品味酒的香氣。”王秋芳說，因為出色地完成了獻禮酒的任務，實驗廠還被特批參加開國大典，當時實驗廠的方隊就站在天安門東側，也就是現國家博物館附近。
（實驗廠是當時唯一一家參加開國大典的酒廠，到場員工一共35位，他們的方隊就在現國家博物館附近）
酒釀造出來了，總不能沒有名頭，企業沒有沿襲燒酒、燒刀子等傳統叫法，而是為這種酒取了一個富有時代特征的名字--紅星二鍋頭。也就是從此刻開始，“二鍋頭”這一工藝名稱被作為產品名稱使用。
作為北京唯一一家白酒廠，在建廠初期的紅星二鍋頭居然一直沒有統一的酒瓶，灌裝時有時用的是國外酒廠的啤酒瓶子，有的用醬油瓶子，品相五花八門，顏色更是五顏六色。但紅星二鍋頭物美價廉，人們覺得很有老北京的味兒，入口更加柔順，因此深受老百姓的喜愛。
今年65歲的李先生，是資深酒友，當年在京棉二廠工作，每天騎車上班，還沒到八王墳，就會聞到酒糟味兒，“不愛喝酒的人說嗆鼻子，我就聞著香。后來才聽說紅星二鍋頭就是在那兒釀造的，聞到的酒糟味兒就是從糟池里面散發出來。”李先生回憶說，當年好喝兩口的同事，都會想方設法托酒廠的人偷偷給接幾桶紅星二鍋頭的“甑流”（原漿酒），因為它比釀造出來的成品更純、更烈，喝著痛快，而且如果自家想泡制藥酒，用“甑流”最好。
資料顯示，1949年二鍋頭酒的生產總量達到了20.5噸，但在當時仍然是供不應求。上世紀50年代中期，糧食開始了統購統銷，酒廠非得納入計劃后，才能享受到糧食配給，北京市民憑購貨本每戶每月限購兩瓶。
（1966年北京市個人購貨證，北京市民憑購貨本每戶每月限購兩瓶）
張世榮的父親還在世的時候，每天他得到胡同口的小酒鋪給父親打二兩散燒酒。張世榮回憶說，1954年的一天，父親破天荒地帶回來一瓶紅星酒，笑逐顏開地說，又能喝到二鍋頭了。在糧食緊張的年月里，百姓憑本憑票才能買到二鍋頭，為保證父親喝酒，張世榮一度戒酒。日子再艱苦，紅星二鍋頭也一直陪伴著他們。現在，父親不在了，張世榮卻還保持著每天喝紅星二鍋頭的習慣。每天二兩下肚，才覺著舒服。
為了能讓市民都能喝得起，政府明確規定二鍋頭酒的價格不得過高。多年以來，紅星二鍋頭一直被納入國家物價指數樣本，企業沒有自主的定價權。這一傳統從第一瓶二鍋頭酒的誕生，一直延續到90年代初。一些酒廠的老職工回憶，二鍋頭是國家最后一個放開價格的白酒產品，即便放開價格，紅星二鍋頭的定價也絕對屬于親民的。
1995年，“紅星”銷量達6萬噸，在當年國家統計局白酒市場占有率的調查中，紅星二鍋頭名列前茅。現在，紅星二鍋頭的年產量已經達到10萬噸。
（火車上旅客暢飲紅星二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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