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催發內心情緒的藥劑，它可以放大我們內心的種種細微心思，并且讓帶著醉意的人們將這些細微的心思說出口。所以，酒后發牢騷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古代那些那些自認為胸中有才學但是郁郁不得志的文人雅客而言，酒后發牢騷已然是成為了常態。
酒后的牢騷醉話本來是文人的一種無傷大雅的通病，但有時卻會直接影響到自己的仕途。《新唐書》中記載，唐代詩人孟浩然曾在一次醉酒之后寫下“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牢騷之言。而他在有一次去張說家喝酒的時候，剛喝到興頭上來的時候，“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這一年，孟浩然三十九歲，應進士舉不第后，孟浩然仍留在長安獻賦以求賞識。他和張說交誼甚篤。張說曾私邀入內署，適逢玄宗至，浩然驚避床下。張說不敢隱瞞，據實奏聞，玄宗命出見。浩然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玄宗不悅，說：“是你自己不來求官，我可沒有說過要舍棄你，你這是誣陷我啊！”于是便將他趕回襄陽老家。
類似的情況還有宋代詞人柳永，他曾在落榜之后寫了一首《鶴沖天·黃金榜上》：“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偏偏因為這首詞寫得太好了，傳到了當時的皇帝宋仁宗耳朵里，于是大筆一揮批下了：“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并且在之后的考試中，柳永多次都被黜落。從此，柳永便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而長期地流連于坊曲之間、花柳叢中尋找生活的方向、精神的寄托。
古人子啊酒后牢騷并不是個例，就連李白那樣的闊達之人在大醉之后也未嘗沒有過抱怨。《將進酒》中那一句：“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就是明顯的賭氣言辭。后世學者在《唐詩解》卷上中對此句評論道：“此懷才不遇，托于酒以自放也。”而在另外一首《南陵別兒童入京》中那一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直接暴露了自己不管酒后之言如何曠達，心中還是渴望著能夠回到朝廷完成自己的政治抱負。這是在天寶元年，李白已四十二歲，此時他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詔書。他異常興奮，滿以為實現政治理想的時機到了，立刻回到南陵家中，與兒女告別，并寫下了這首激情洋溢的詩，而詩中毫不掩飾其喜悅之情。
酒中哀怨實在多，滿懷的不合時宜，滿懷的憤憤不平，似乎也只能交付給杯中的美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