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杯在我手，酒氣在我胸，酒氣沖天起，酒徒乃我身。這應該是凡間蕓蕓眾生忙忙碌碌奔走于這凡俗人間能夠達到的最高層次的飲酒境界了。因為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飲酒之人是身不由己的，恰如蘇東坡之言：“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眼前這一場酒局要不要去赴宴？已然身在局中時，這手中杯該不該舉起？又該何時舉起？這杯中之酒能不能飲？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什么話當說？什么時候又該閉口不言？很多時候都不是桌上飲酒之人能夠決定的。
酒杯從不在我手，這是最經常出現的現實情況，從古至今皆是如此，而且若是細究其中道理，與古時臣子之道有一種天然的相似與契合。在古代社會，為人臣者，儒家主流價值觀賦予他們的為人處世第一要義是對于王權的絕對忠誠，要求他們的言行舉止都要以有利于帝王、有利于王權的統治，飲酒一事也在其列。對于他們而言，即便是在看似隨性的喝酒這件事上，也要處處謹慎，不論其人權勢如何高、重。如《元史·伯顏傳》記載的元朝重臣伯顏的典故：“伯顏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成宗即位，伯顏拜開府儀同三司及傅，錄軍國重事。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于宮前，余非所知也。’”伯顏在任樞密院知事時，領兵到和林平叛，當時還是皇孫的鐵穆耳也奉詔巡撫北境軍事，二人分別的時候，舉杯踐行，臨行之際鐵穆耳向伯顏求教：“此去一行，您有什么要叮囑我的嗎？”伯顏舉杯將送行酒一飲而盡說道：“要謹慎對待的唯有這杯中酒和女色罷了。”后來忽必烈駕崩，伯顏受顧命擁戴元成宗鐵穆耳即位，此時的他更是權傾一時，當時有因嫉恨而中傷伯顏之人添油加醋地說起當年的這件往事，伯顏只是輕飄飄地說一句：“當時陛下只是送我兩甕美酒，與諸位王爺在宮前共飲而已，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全無驕橫之態，也沒有妄言天子舊事，位高權重無與倫比卻又恪守臣子之道，本分至極。即便烈酒在測，杯中之酒也不能搖動心神。
酒杯在不在手更多的是一種飲者個人內在的道德律令要求，心中醉意有無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