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標準，以高粱、玉米等原料，采用固態釀酒法釀造的白酒，才能稱為純糧酒。純糧酒的價值很明顯，品質高（不易上頭）、工藝復雜（純傳統釀造工藝）、產量低（俗稱五斤糧食一斤酒）。
為了規范白酒市場，國家也制定了相應的區分標準，大致為固液釀酒法、液態釀酒法、固態釀酒法類白酒。除了固態釀酒法之外，其他其實都是摻雜了食用酒精等原料。
很少有企業主動承認他們的酒摻了食用酒精，即使在國家標準里，這項行為是被允許的（標注為固液釀酒法或者液態釀酒法的前提下）。因此很多人被營銷喝的是純糧食酒，卻會出現宿醉或者第二天其他身體不適。
既然那么多企業不主動承認他們的酒里摻了食用酒精，我們就聯合國家統計局、海關總署等權威機構的數據，以2019年所產的白酒為例，來分析一下，中國一年到底能產多少純糧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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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網匯總的國家統計局資料：2019年全國白酒產量為785.9萬千升。
這里我們做一簡要換算：因為純酒精的密度為0.8g/ml，水的密度為1g/ml，白酒的密度應介于兩者之間。為了簡化計算，以及為了更大程度上地還原純糧酒數量，我們假設1升白酒=0.8千克（其實應該在0.8千克到1千克之間）。那么我們就可以大致得到以下換算數據：
785.9萬千升≈628.72萬噸
（實際上應高于這個數值）
也就是說，2019年，全國白酒產量大致為628.72萬噸。
國家統計局沒有對白酒類型進行細分，可知，這628.72萬噸白酒應該包含純糧酒、食用酒精白酒、純糧和食用酒精勾兌白酒三種。
眾所周知，除五糧液等少數多糧酒之外，純糧食酒的核心原材料為高粱。即使是五糧液本身，其高粱的比例也占比36%（根據其官方公布的配方信息）。根據公開資料，2019年，五糧液產酒16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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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簡化整個計算流程和試驗數據，在這里我們要做一個重要假設：
「假設一」：純糧酒≈純高粱酒（實際上純糧酒產量約大于純高粱酒）
根據我國高粱種植和消費數據，我們可知，我國每年的高粱基本都處在供不應求階段，每年釀酒所用高粱都基本是當年的新糧。在白酒企業不公布純糧酒產量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通過計算我國每年的高粱產量和進出口量，就可以大致估算，純糧食酒的年產量。
在這里我們還要引入兩個重要假設：
「假設二」：所有高粱都用來釀酒（在我國實際上應為絕大部分）
「假設三」：2019年純糧酒產量所用的高粱皆為2019年產高粱（實際大致一樣）
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我們查詢到：2019年，我國高粱產量為：
313.7萬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提供的統計資料，我們查詢到：2019年，我國高粱進口量為：
83萬噸
出口量無單一數據。我們再次引入重要假設：
「假設四」：2019年我國高粱出口量為0
根據假設二、假設三和假設四，結合我國2019年高粱產量和進口量，2019年，我國用來釀酒的高粱實際共有：
313.7+83=396.7萬噸
到此，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按照1:1的比例釀酒，我們把2019年所有的高粱都拿來釀酒，也不可能生產出628.72萬噸的白酒。
我們再根據行業普遍的說辭，引入一項重大假設：
「假設五」：5斤高粱產=1斤酒
所以，通過簡單換算我們就可知，根據2019年我國用來釀酒的高粱實際數量：396.7萬噸，可以產純高粱酒為：
396.7÷5=79.34萬噸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我國2019年白酒產量為628.72萬噸，純高粱酒的比例約為：
12.6%
根據我們引入的假設二、假設四等重要影響結果的數據可知，2019年，我國純糧食酒的產量肯定遠遠小于12.6%這個數值。
2016年，中國酒業協會秘書長宋書玉說：“純糧食酒約占整個白酒產量的10%以下。”這與我們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所以，拋開品牌來看，我們能喝到真純糧酒的概率，在10%以下。
全球范圍來看，中國白酒是耗糧率最高、工藝最復雜、產香最有特色的一類酒精飲料。自古以來，每逢兵荒馬亂，華夏大地都會實施一輪輪的禁酒令。在中國，禁酒令的實質，是減少糧食的工業化，特別是白酒的釀造。因此在這個基礎上，不少釀酒藝人推陳出新，研制出了多糧的釀酒組合，豐富了我國白酒的品類，也減少了對單一糧食的依賴。
時間走到現代，我們始終處于一個不缺酒，缺好酒的時代，但從我們的統計數據來看，這條路并不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