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是個什么鬼地方？
申明：原創 二爺ALEX ，我作為200年前遷居到貴州遵義人，我為自己是貴州人感到驕傲，自豪，我覺得這篇文章的原創還不完全了解現在的貴州，現在已經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如果說貴州是全中國最沒有存在感的省份，恐怕連貴州人都沒有意見。
我當年去北京讀大學的時候，好幾個同學問我，貴州是一個市嗎？在哪兒啊？我只能故作瀟灑的說，是個靠著四川和云南的大城市。
毋庸諱言，我是很有資格說貴州的。我們家祖上明朝洪武初年參軍征伐云南，混了個“振威將軍”，就作為軍戶留在了云南鎮雄。到清朝乾隆初年，有一支再遷相鄰的貴州畢節，成了貴州人。到我這里正好三百年，整整十代人。絕對的土生土長，每一根頭發都散發著貴州海椒和折耳根的味道。
很少有人知道，貴州實際上并入中國實際行政區劃的時間很短，它作為一個省級建制的出現，已經是明朝永樂年間。在中國隨便拎一個其貌不揚的縣城出來，建制歷史可能都比貴州長。貴州的大部分歷史，都是少數民族的歷史，還不是什么好歷史——留下的也就是“夜郎自大”和“黔驢技窮”這種爆棚的負能量。近代又留下“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這種膾炙人口的調侃，總之都沒啥好印象。
中國人喜歡講“自古以來”，說實話，貴州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的地盤，古代統稱“諸苗”。但是他們的地位確實非常低——甚至得不到官方的承認。滿清到民國都只認五族：漢、滿、蒙、回、藏。
由于地處偏遠、土地貧瘠、交通不便，貴州也就很不受中央朝廷的重視，歷來都是羈縻政策，實際上大部分地方都是少數民族的土司管理。社會形態基本是奴隸制，生產力水平也極其落后。
乾隆年間修的第一版《畢節縣志》就記載了當時的“彝族”內部的殘酷奴隸制。“黑彝”作為統治階層、“白彝”是奴隸，互不通婚。黑彝可以隨意打罵甚至處死自己的奴隸，而奴隸從生到死皆受支配，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是奴隸。
而苗族又在白彝之下，通常都居于人跡罕至的高山之巔，還要向黑彝進貢。所以民國時期著名的伯格理牧師來到貴州石門坎傳教的時候，發現當地的苗民過著刀耕火種、結繩刻木的生活，跟原始社會區別不大。
貴州“海椒”
這種貧瘠、荒蠻之地，漢族怎么會來殖民呢？
這其實跟幾樣重要的農作物——海椒（辣椒）、包谷（玉米）、洋芋（土豆）明朝傳入中國有關。眾所周知貴州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土壤層特別薄，沒有養分，還特別容易流失。漢族作為一個農耕起家的民族，是很難利用這種土地的。但是辣椒、玉米、土豆這幾樣對土壤要求極低、又還多產的農作物的引入，使得漢族的墾殖成為可能，所以從明朝開始，大批漢族開始流入貴州。
所以很多人以為貴州人喜歡吃辣、吃折耳根、吃土豆玉米是高原氣候使然——那真不是，就這幾樣東西能夠穩定出產，不吃它吃啥。這方水土就只能這樣。久而久之，也就成型了獨特的飲食風俗。比如貴州不產鹽，需要從四川輸入，但交通又不便，舊時缺鹽成為普遍難題，所以必須用辣和酸這兩種易于產生含鹽化合物的食材來中和。
這種味覺形成習慣后，就越演越烈。形成了如今無辣不歡的飲食習慣。很多人都知道貴州辣醬代表——“老干媽”，但我從來不吃，因為那其實不是貴州味。而是迎合了大眾口味的調料。四川人、湖南人甚至江西人吹噓吃辣，但你只要見過貴州人那種純粹的吃辣，其他的都要跪。我還記得母親當年沒有胃口的時候，直接抓一把朝天辣，往煤火里面一扔，烤干直接下飯……
當然，漢族的殖民過程不是和平的。中國人經常自詡和平的民族，那是吹牛逼。貴州本來就沒幾塊平地，好的地方都給你占了，哪有什么和平，都是武力作為后盾打出來的。在這種驅趕下，諸如苗族這樣在生態鏈最底層的民族，只能往更偏更遠更難于生存的地方遷徙，社會形態難以發展也就可以理解了。
干、濕“蘸水”
我兒時聽爺爺說過幾個關于苗民的故事，十分心酸，距離現在也不過是七十年，由此也可以見當年貴州的貧困。
民國末年爺爺操辦大伯婚事，請了幾個苗民抬花轎。是時苗民不能與漢民同桌，吃飯的時候都是蹲在旁邊。爺爺給了他們一碗肉，其中一個苗民舍不得吃，就將自己分到的幾片肉包好，藏于衣服口袋，想帶回家給自己的孩子吃。晚上睡覺，他們也不能入室，只能睡于牲畜圈之樓上。這個苗民一不小心，口袋里的肉掉到圈里，他極為不甘，大動干戈到處尋找。爺爺聽到聲音，問明原因，安慰他說，你不要找了，明天我給你割一塊肉帶走。至此方才作罷。
苗民由于居于高山苦寒之地，食鹽之類的物品必須依靠和漢民之間的物物交換。但是由于語言不通和民族隔閡，他們對與漢民交往十分恐懼，并不直接進行交換。往往是趕集之時，把用于交換的糧食打包，放置于漢民必經的趕集路上。自己則躲在遠處的林間。想要交換的漢民只要見苗民糧食，即可放下一塊食鹽，拿走糧食。待漢民走后，苗民才會從林間出來，拿走食鹽。
這種交換完全是建立在良心交易的基礎上。因為漢民所放食鹽的多少，完全是隨心所欲，并不一定跟糧食等價。如果有惡徒拿走糧食而不放食鹽，這個苗民也毫無辦法。好在實際上漢民往往都能恪守基本的交易道德。
當然，漢族不是俄羅斯那種強盜民族，本質上并不尚武。所以，除了殖民初期的戰爭，后來各民族之間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毋庸諱言民族歧視是有的。比如不通婚，我們家家譜三百年，沒有一例異族通婚的例子。再比如貴州人罵人會用“苗子”“苗話”“苗食”等來形容野蠻粗鄙等。
很多中國人喜歡拿印第安人來說西方殖民史，你要知道自己民族的殖民史的話，你根本就不好意思說別人。
烤洋芋
1949之后，要求民族平等，部分苗民亦分到土地，得以從高山之巔搬至漢族聚居區。至此才真正實現漢苗雜居。家姐幼時體弱，有算命先生言，苗民生命力頑強，可拜苗民為干爹，可保平安。母親遂帶家姐拜一楊姓苗民。楊家大為感動，是時苗民普遍貧窮，但楊家為表喜慶，仍將自己的兩只大鵝作為回禮。雖然是掙扎在窮困中的民族，但是人心之善，可見一斑。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80年代，少數民族依然極為貧窮落后。家父曾經下鄉駐點扶貧，很多苗民缺衣少食，男孩子赤身裸體，女孩亦衣不蔽體，甚至出現過一家人誰出門誰穿衣服的情況。父親曾經帶我一起去，由于苗民普遍不會漢語，甚至不認識錢幣，很多苗民采集水果在路邊賣，你給他錢，隨便拿。讓我想起爺爺講的故事，感慨幾十年竟然未變。
當然，現在好多了，這些故事可能都沒人相信了。但事實上，漢族聚居的農村地區也是80年代末才全面通電、通水！村村通路也是近幾年才實現的事。這不是傳說。距離我出生地不過五公里的高山苗寨里有一棵1700多年的巨型銀杏樹，但是我直到前年才得見——因為那里才通車，還是危險的單行道。
現在大家來貴州旅游，看什么苗寨、彝寨之類的，覺得很漂亮。很難想到，當年他們是怎么遷徙到群山之中的——沒有人喜歡生活在資源貧瘠的地方。
當然貧瘠是相對的，總體上各族都好不到那里去。整個貴州因為經濟形態落后，在民國時期匪患嚴重。還有很多小軍閥各自盤踞。最傳奇的軍閥是1926年成為省主席的周西城。這家伙出身行伍，兵油子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當省主席的時候也才33歲。他任用官吏非常有特色，就是帶著大家去城隍廟發毒誓。新官們為了表白自己的決心，往往毒誓發得特別重。沒想到周西城是當真的。比如獨山縣（就是那個前不久貸款400億出了名的小縣）縣長張五豐上任前發誓如果貪污就挨9槍而死，結果不久他因為貪污1000大洋出事，周西城就真的給了他9槍……
貴州人的風格就是這樣——真誠的野蠻，跟哪兒都好像不搭。
因為長時間的閉塞，貴州人的特點，還在民風、民俗、服飾方面有所體現。既保留了中原漢族遷徙帶來的諸多傳統，也有很多受到周邊少數民族影響形成的特點。比如我的爺爺這一輩，大多數人都穿一種明代漢人典型的青色長衫，頭上還會包裹類似少數民族的帕布；又比如驍勇——窮山惡水，生存艱難就容易出彪悍的土匪和刁民。漢民普遍隨身持刀，聚族而居，每個村寨皆有碉樓——就是今天在川西藏區才能看到的那種高大的碉樓；為了爭取收入，種植鴉片也成為一個普遍參與的產業——你沒有聽錯，民國時期貴州出產的鴉片，遠遠多于你在教科書上看到的“鴉片戰爭”；再比如山歌。漢民族并不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但是貴州的漢民普遍會唱山歌，至今依然。這種傳統不僅是閑時男女調情，在婚喪嫁娶中也必然出現，形成很多的極具地方特色的定例，目前因為缺乏傳承，也面臨失傳的窘境。
街頭山歌對唱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故鄉。我兒時其實并不喜歡故鄉——因為閉塞，它給我的感覺確實很壓抑，并不明快。我在讀乾隆版《畢節縣志》和光緒版家譜的時候，除了那些凄慘的故事，也希望能讀到一些能讓我覺得自豪的東西，有，但真的比較少。雖然這么個窮鄉僻壤也奇跡般的出了很多的進士：比如貴州史上第一個進士——明朝的張諫，清代一門五進士的路元升，還有編撰《畢節縣志》的周起濱、楊汝偕等。明清二代每一屆進士全國都只有200多人，分配給貴州的名額還是全國最少。這么一個舊時人口長時間區區數千的邊陲小城，能出這么多讀書人，也很不容易。
而今中年回頭，我對于故鄉，又有別的體會——那就是，我不一定要為故鄉驕傲，但故鄉可以為我驕傲。它給我的記憶，早就成為血液的一個部分，永世的流傳在體內。我是一個貴州人，這一點，永遠也不會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