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上午，冬日暖陽里的江南大學，迎來了老校友——中國釀酒大師季克良。
1964年，季克良和同學徐英從當時的江蘇無錫輕工學院（江南大學前身）畢業，坐火車、轉汽車，又借板車拖著行李背走了幾公里，才到了赤水河邊的貴州省茅臺酒廠。
從此，他們扎根茅臺，還結為夫妻。
當天，季克良重回母校，與學員、師生們互動，為江南大學“赤水河特稱團支部”授旗。
80多歲高齡，盡管一路顛簸，但重回母校，季老覺得很開心，看不夠，大清早出了酒店，獨自圍著校園外的人行道走來走去。
“回到母校，回家的感覺真好。”他深情地說。
作為江南大學優秀的校友之一，學校給予了季克良很高的禮遇，邀請他作為朱寶鏞大講堂第100期的主講嘉賓。
朱寶鏞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科學家、釀酒專家。江南大學生物工程學院大樓前，樹有朱寶鏞的半身銅像。
1973年，季克良作為茅臺酒廠的一名技術人員，突然接到朱先生從廣西桂林打來的電話。他叫季克良去遵義火車站接他。季克良回憶說，朱寶鏞先生當時可是主持無錫輕工業學院行政工作的副院長，是有名的專家。
茅臺酒廠那時只有拉貨的車，沒有接人的車。正在為難時，經人“點撥”：可以去找仁懷縣（今仁懷市）政府試試看。于是，季克良跑到當時的仁懷縣政府借吉普車。“縣政府聽說茅臺酒廠要接待朱先生，馬上就答應了，一借就是三天。”他說。
此事使季克良很感動，也留下深刻印象，很感激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
從大學畢業分配到茅臺工作，季克良從未離開過，“以后也不會離開”。
季克良回憶說，早期的茅臺鎮條件很不好，整個廠只有三部手搖電話，還經常停電。“我統計過，有一年停電、停水偏多，有100多次。”他說。
因為條件艱苦，早期有的分配去茅臺的畢業生，剛到省城貴陽就回去了，還有的留在了貴陽工作。“從我1964年進廠，一直到1984當副廠長時，才有中專生、大學生來，所以我是‘矮子里的將軍’。”他說。
“那時，茅臺酒廠的領導、工人能做出好酒，但文化水平都很低，大多數工人是文盲，廠領導讀書也不多。”他說，因為文化不高，人們知道怎樣把酒烤好，卻不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做，也不會用文字總結經驗。
在回答江南大學學生提問時，季克良說，但現在的茅臺，所有的工種都有很多大學生。“每年招考工人，連一線鏟酒糟的工人，都要求是高中文化、是大學畢業生。”他說，茅臺酒廠有個好傳統，就是干部連續三年都要在一線成長，“我也鏟過酒糟、烤過酒”。
回答學生“為什么要堅守茅臺”提問時，季克良首先用了一句“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回答。“我和徐英是‘乖娃娃’，覺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是工作，對組織的分配，從沒講條件。”他說。
但季克良承認，剛分到茅臺時，他動過調離的念頭，想回老家，以便照顧老人。“打了20年的申請，都沒得到批準。”他說，養父去世后，組織上先是打算調他去貴陽擔任某機關中級管理人員，后來還打算調他去某機關當主要領導。
季克良說，“我已經被茅臺酒的工藝深深吸引，就沒有去”。
在回答學生“學釀造專業就業前景如何”問題時，他以今年為例。“今年特別困難。在今年新冠疫情及貿易摩擦的情況下，茅臺還能有10%的增長。”他說，“白酒專業是很有前景的，而且江南大學的釀造專業在全國有很高的水平。我祝福你們”。
“茅臺酒是貴州人民創造的藝術品，至今還保留了具有農耕社會特征的產品。”他說，比如，早期，糧食不足，也沒有糧倉，加上山區不同海拔耕地里高粱成熟時間不同，人們為了釀酒，就發明創造了兩次投糧的工藝；又比如，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較低，沒有足夠的設備、人力去破碎高粱，于是又創造了用整粒的高粱釀酒工藝。
季克良說，與其它香型的白酒，茅臺酒的工藝有10個不同。“這些不同的背后，都是仁懷人結合天時、地利，并通過數百年不斷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是別人學不到、搬不走的。”他說，比如在高溫堆積發酵過程中，讓微生物間“接力賽”，這是別的地方不具備的特殊工藝。
有一篇關于茅臺酒的文章，發表于20世紀30年代，至今還被很多人引用，但爭論也不少。文章說，茅臺酒是山西鹽商帶來了釀酒工藝生產的。
“起初，我也這樣跟著說。但從1976年左右開始，我就認為這是錯的。”季克良說。
季克良專門求證后發現，寫這篇文章的是華家親戚，僅到過貴陽、遵義，從沒去過茅臺。“他寫的這個文章，是道聽途說來了，沒有證據。”他說，自己還對比過茅臺酒和清香型酒的工藝，發現兩者皆然不同，但互相參觀、學習、交流是可能的。
“是貴州人民創造了茅臺酒的工藝。”他說，茅臺酒的工藝很科學，是中國白酒釀造工藝的活化石，很了不起，我們應該要把它傳承好、發揚好，還要搞清楚每道工藝該怎么做、為什么要這么做。
來源：仁懷市酒文化研究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