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永培最經典的一句話是，“大自然是最好的釀酒師”。
文 | 云酒團隊
1978年，倪永培26歲，進佛子嶺酒廠8年，已經是釀酒車間主任。
這一年，39的季克良到茅臺酒廠剛滿15年，從投料、蒸煮、制曲到堆積發酵，每一個環節都熟悉的季克良已是茅臺的副廠長了；這一年，小倪永培4歲的袁仁國剛剛在茅臺上班3年，還只是辦公室的秘書。
32歲的王國春還在四川珙縣鐵廠任職生技科科長，一直到1985年1月，才任職四川宜賓五糧液酒廠廠長，正式進入酒行業。
這一年，后來相繼成為古井貢、口子窖董事長的梁金輝和徐進，年紀分別是14歲和13歲，還在瘋跑著嬉鬧和上學。
從進入酒行業的時間視角來看，倪永培同季克良、王國春一樣，處于“創業的一代”，而至今，這位已經66歲的企業家從踏進酒廠算起已經48年，也有了30多年的當家人經歷——而這種經歷和閱歷，放到整個白酒行業來看，也堪稱楷模。
那是1970年
如果把1978年作為一個時間節點，其實，整個白酒行業依舊在崗的企業家中，已經很少有人在這之前就已經踏入這個行業。
記得中國酒業協會理事長王延才說過這樣的話：在酒行業，論資歷，除了季克良之外，倪永培無人能及。
倪永培1952年出生在安徽霍山，這一年霍山的佛子嶺水庫開始破土動工。
佛子嶺水庫，位于淮河支流淠河東源上游，壩址在安徽省霍山縣城西南17公里處，漫水河、黃尾河徑流入庫——這是建國初期中國自行設計具有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大型連拱壩水庫，以至于其被稱為“新中國第一壩”，佛子嶺也成為新中國的驕傲，成為時代的印記，佛子嶺香煙、佛子嶺鋼筆等與“佛子嶺”相關的物品脫穎而出。
始建于1955年的佛子嶺酒廠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距離水庫兩公里不到。
倪永培和佛子嶺的故事，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那是1970年”，倪永培清晰記得他進入酒廠的時間，這也是他夢想開始萌芽的一年。
34歲的廠長
大約在1958年前后，霍山釀酒廠改為國營佛子嶺酒廠（今迎駕貢酒公司前身），其他槽坊漸漸停產。
那時釀酒原料用的是金鋼刺根和山芋干。釀出的酒，聞著沖鼻，喝著苦辣。市場統一銷售價八角錢，因此，人們形象地稱其為“八毛沖子”。
到了1978年，改革的大潮開始在全國推進，寧靜的霍山，偏僻的小鎮，大山里的人們似乎并沒有感覺到太多太大的變化。
因為，地處大別山腹地的霍山縣在改革開放之前是第一個“窮山惡水”的地方，當時稱呼霍山這個地方有“四無”即一無區位優勢、二無豐富礦產資源、三無大中城市輻射、四無國有大中型企業支撐。1986年，還被確定為國家級貧困縣。
這個小縣城的工業經濟的確是一片空白，《安徽日報》曾刊登文章稱，到1978年霍山全縣工業總產值僅有3001萬元、上交稅金不足100萬元、從業人員只有2257人。
倪永培就是這2257個人中的一員，這個時候的倪永培已經是釀酒車間的班長了，因為爺爺就是釀酒師傅，從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倪永培對酒有了一種天然的癡迷。
“那個時候，多數人來酒廠就是為了養家糊口，為了多掙點錢，而我是真的很喜歡這個工作，這個選擇也是我這一生的快樂。”倪永培的回憶，充滿了溫馨和滿足，其實，他在不經意間也會明白，其實，每個人不同的路在最開始的時候，都是因為喜歡。
而早期的時候，倪永培的這份喜歡更多的是一種純粹的愛好，因為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酒廠里最好的釀酒師傅”，只不過，后來，伴隨著經歷和閱歷的增長，以及后來3年的政府工作經歷，讓他有了更高的目標和更沉的責任。
從車間班長、車間主任、廠部生產調度員，倪永培一路走到了副廠長的位置。這時，他32歲，也是最年輕的副廠長。然而，那個時候的酒廠還只是一個縣辦小酒廠，“設備落后，一年的銷量也就幾噸”。
不過，也正是因為簡單，彼時的倪永培幾乎干遍了酒廠的每一個崗位，當了副廠長之后，夢想更大的倪永培就想帶著大家“走出這個山溝溝”。
資金緊張、交通不便，這些現實難題擺在倪永培面前，沒有錢，他就帶著大家就地取材，“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倪永培愣是東拼西湊出了一臺自動化攪拌機，不但提高了窖池封口質量，而且再也不用工人們三班倒了。
據說，后來有一次在和幾個物流行業的老總吃飯，倪永培又回憶起那個“青蔥歲月”，“山路運酒不好走，拉酒的板車我們就按上了一個自制的方向盤，效果還真不錯。”想起那段時光，倪永培哈哈大笑。
當了兩年的副廠長后，1986年，倪永培被大家推選為廠長。此時的迎駕廠廠區面積62900平方米，職工116人，固定資產205.7萬元，產品達10多個品種。然而，這個時候的佛子嶺依舊還是個縣級小酒廠。
1988年，安徽沙河酒廠推出20元左右的盒裝“沙河特曲”，其它酒企隨即效仿，并因此迅速擴大了品牌影響力，“古井貢”、“雙輪池”、“沙河王”、“老明光”成為當時幾個較有影響力的品牌。其中，古井貢將玻璃瓶包裝變成瓷瓶包裝，價格達到38元/瓶。
在倪永培的主導下，酒廠陸續上了第一條先進的蒸餾系統上線，第一條瓶裝酒生產線投產，迎駕第一句廣告語“買得起，喝得慣”誕生。很快，酒廠的生產量上來了，經濟效益也開始好轉，3年后成了全縣的標兵。此后，能干的倪永培也被組織安排去任職霍山縣經委主任，兼任釀酒食品總廠廠長。
從佛子嶺到迎駕貢
1992年，霍山縣人民政府將霍山縣佛子嶺酒廠與另一家地方國營企業霍山縣食品廠聯合，組建“霍山縣釀酒食品總廠”。
1994年的一天，倪永培正在縣經委忙碌著，此時的他已經離開酒廠3年了。
彼時的“霍山縣釀酒食品總廠”對他來說，熟悉也陌生。
這一年，霍山縣政府決定恢復霍山縣佛子嶺酒廠，以破除鐵工資、鐵飯碗、鐵交椅為契機，開啟企業經營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因為新組建的“霍山縣釀酒食品總廠”2年來的效益都是虧損。
彼時，作為“汾老大”的山西汾酒剛剛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白酒“第一股”，而在省內，古井貢酒在充沛現金流的支撐下，集團業開始了多元化的道路，通過并購以及自辦公司形式，拓展出啤酒、葡萄酒等產品，還涉足酒店、房地產、醫藥、金融等多個行業。并在2年后，成功上市。
這時候的佛子嶺酒廠還徘徊在生死邊緣。
“3年內讓國企脫困，5年內再次成為利稅大戶。”倪永培主動請纓再次回到酒廠，并立下了“軍令狀”。
上任之后，倪永培也燒出了“三把火”。一是推行崗位及系數工資，“多勞多得，同工同酬”；二是全員聘用，一級聘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三是完善承包責任制，分級管理，擴大科室、車間的自主權。
倪永培對酒廠做的最大的“手術”還是從質量層面入手，解決產品的本質問題，“做就要做最好的，當時最好的酒就是五糧液，我們就去學習五糧液。”倪永培說。
由于霍山的自然環境與四川有所差異，工藝也要做相應調整，比如入窖水分、入窖酸度等。根據當地條件，經過長期摸索，最終確定為“兩高一低一大”，即入窖時淀粉高、酸度高、水分大、溫度低，這套工藝正是形成迎駕貢酒“綿、甜、醇、凈”口感特征的關鍵所在。
與此同時，倪永培也意識到“佛子嶺酒”這個“牌子”太小，“得改個名”。這個時候，廠里的很多老職工不樂意了，在他們看來，這個佛子嶺的品牌就是一個“金字招牌”，為啥要換？甚至有人議論，倪永培這是在“瞎折騰”。彼時的他們，又那里會看到5年、10年或者更長遠的未來？
一天下班后，倪永培走在酒廠邊的山路上，看著這里的迎駕廠、晾甲灘、小南岳、復覽山、睡美人、留駕園等與漢武帝南巡有關的地名，它們如同一部鮮活的歷史，講述著武帝當年御駕南巡的往事。
一段歷史記載是，在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南巡至時稱衡山國的霍山，官民到城西槽坊村附近的水陸碼頭迎接圣駕。
“就叫‘迎駕’！”
“最轟動的還是四星級迎駕貢酒在合肥市場的一炮走紅,當時倪總也是頂著巨大的壓力投入巨資來推這個新產品的。”當時還是迎駕商貿公司經理，負責銷售的朱紅霞回想起那段時光，依舊是感慨萬千。
當時為了開發檔次較高的星級系列迎駕貢酒，倪永培特地選擇了深圳的一家著名的設計公司，“這個投入當時差不多是100萬，如果做不成功企業很可能就會倒閉。”朱紅霞說，“倪總還是靠著獨到的戰略眼光，力排眾議，結果是當時定價60多元的四星迎駕貢酒在合肥一上市，立即引起了市場轟動，市場局面迅速打開，來廠里拉貨的司機也都是爭前恐后的。”
合肥一戰成名后，“迎駕貢酒”的銷量始終處于白酒市場前三名。至今，同古井貢酒、口子窖與金種子酒一起，成為徽酒的中堅力量。
改革派
到1998年，改革開放的進程已經悄然走過了20年。
20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速一直處于世界前列。不過，1997年的那場金融危機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全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在90年年代后期，部分國有中小企業出現了經營困難，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下決心尋找出路。改制，成為當時地方國有中小企業扭轉生存狀況的戰略選擇。
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霍山縣委、縣政府提出了“山口經濟”理論，并開始實施“工業富縣”戰略，先后制定了發展工業的相關政策與措施，在政策、資金、技術、人才等各個方面，對企業進行大力扶持，還引導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以廠長經理負責制等形式加強企業管理，要求企業實行多種經營，以增強企業抗風險的能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96年，迎駕組建了“皖西迎駕彩印包裝有限公司”。一年后，在倪永培的統籌下，以酒廠為核心，以資產為紐帶，對外吸收社會法人資本金，對內動員職工參股，改“國有性質”為“股份企業”，依法建立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和決策管理層，建立“安徽迎駕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樣的改革也發生在安徽淮北，1997 年以前，安徽有淮北、濉溪兩個口子酒廠，兩家因為商標歸屬的問題打了多年官司。1997 年，在淮北市政府的主導下，兩家口子酒廠合并，成立安徽口子集團公司，結束了兩家酒廠多年的紛爭。同年，徐進從政府機關被調任到口子集團，主管集團的營銷工作。
此后，由迎駕貢、口子窖為代表的徽酒新力量開始逐漸替代已經落寞的老明光、沙河王、高爐家等。
在迎駕，倪永培的改革也一直沒有停歇，在六安市率先成立了規范的股份制公司，后又力推了勞動用工改革、工資制度改革、銷售模式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和“雙退”改革等。
改革的成效是明顯的，到1999年，企業銷售收入達到了3.2億元，位居全省釀酒行業前列。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倪永培為迎駕確立了“以酒為主，發展相關產業”的思路，企業發展后，面對各種誘惑，倪永培清醒地選擇了生態釀酒之路，他說：”我還是搞實業，搞釀酒。”
在2005年，集團總資產達6.65億元，是1997年的11倍，年銷售收入達4.69億元，是1997年的4.5倍，創稅9406萬元，是1997年的10倍。
如今，迎駕集團的投資地點分布在霍山、六安、合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不再局限于大別山區，而是搏擊全國市場。
而在日常的企業管理中，倪永培也逐漸用完善的制度和成形的標準來改變企業，“制度、標準、流程、卡片、表單、計劃、預算、考核，是我在推進迎駕集團工作開展中所感悟到的管理要訣。” 在這16個字里，倪永培最看重標準的建立。他說“建立制度的同時，更要樹立標準，標準的建立，過去經常被人忽視。”
在迎駕企業內部，卡片和表單就是一個很常見也很有時效的工具。
“實施的具體辦法就是卡片和表單，將企業的日常管理，用卡片和表單來細化，確保每一個工人和管理層，都知道需要做什么、該做什么，而這一切，就需要有計劃，有了計劃后，要制定預算，最后就是考核。”用這16個字，倪永培把企業理念融入到管理中，堅持不懈地貫徹落實。“做企業就是要有務實的干勁，循序漸進地發展。”他說。
山里人
倪永培一直說自己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
所以，他的骨子里就是一個“山里人”。
“當年為了全國的勝利，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今天，為企業進一步做強做大，我們必須挺進北京、挺進上海、挺進全國市場”。
山里人的特點是什么，樸實、誠信，也執著堅持，透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和狠勁。比如他對產品品質的堅守，對生態釀酒的堅持，對慈善事業的堅定，都深深地烙下了他“山里人”的印痕。
有人曾問倪永培，在大別山這個小鎮里，他是如何一步步把迎駕做大的。倪永培風趣地說，“因為這里是大別山，大大有別于其他的山。大別山的酒和大別山的人，當然也大大有別于其他。”
其實，作為山里人的倪永培有著最樸素的企業家性格，就像他對待市場開發的態度一樣，“生根開花，不打游擊”。
對任何一個“戰場”，迎駕的態度都是采取“打得下，坐得住，守得穩”的戰略思想，并獨創了一套“迎駕模式”：對于新開發市場，根據二級商不同的渠道資源和能力，采用多品牌、多價位、多產品方式直接向所在區域二級商供貨。
“記得1978年我在當車間主任時，和老師傅們精心釀造出第一缸曲酒，當時一品，酒香濃郁而醇和，要知道在這之前，我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山區縣辦小酒廠產的都是瓜干酒啊!這件事使我終生難忘。” 也是這件事，讓倪永培明白了一件事——只要肯干就能成功!
也難怪，倪永培常說，“大別山革命老區人民有一種能吃苦、不服輸的性格，我們現在立志辦一個大企業，只要齊心協力，我想也一定會成功。”
也正是他的這種山里人的“大別山精神”，讓昔日的佛子嶺酒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酒業集團，并在2015年成功上市；形成了生態產區、生態剮水、生態釀藝、生態循環、生態洞藏的全生態釀造體系，與此同時，迎駕貢酒先后獲得“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中華老字號”和“中國最美酒鄉”等殊榮。
在釀酒界，作為“山里人”的倪永培，還有一個鮮明的特性，就是“生態釀酒”的倡導者和引領者。
廢水循環中心是迎駕生態釀酒的最后一道關口，其處理水平為業界領先。為了驗證釀酒排出的水達到甚至高于國家標準，他特地讓人買了紅鯉魚放到廢水池里，還在池子里面種上荷花，倪永培最經典的一句話是，“大自然是最好的釀酒師”。
他也常說，“我們很幸運，大自然給了我們釀造生態美酒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那么，我們更應該呵護我們的環境，和大自然和諧共處。
2011年，倪永培被授予“中國釀酒大師”榮譽稱號。
48年的從業經歷、30多年的當家人身份，讓倪永培有足夠的資歷、能力和閱歷來審視和預判這個行業，去掌舵迎駕這艘酒業的大航母。
中國釀酒大師倪永培為迎駕樹立的產品性格就是“生態好酒”。
倪永培常說的一句話是“大自然是最好的釀酒師”，這句話也成為迎駕貢酒最好的廣告語，酒的釀造七分天成，三分人力，沒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沒有霍山這里渾然天成的小氣候，哪里來的迎駕貢美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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