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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建立起了我國最早的官學制度,學校由國家興辦,即“學在官府”。
西周的學校分為兩個級別:一是國學,一是鄉學。國學設于京畿及各諸侯國的國都。天子所設的大學,規模較大,有“五學”之稱,即辟雍、成均、上庠、東序、瞽宗。諸侯所設的大學規模則比較簡單,僅有一學,稱“泮宮”。
國學培養的對象以貴族子弟為主,即所謂“國子”,學校中的老師也基本由政府官員擔任。例如國學教育事務就是由大司樂(大樂正)主持,大司樂是國家最高禮樂官。大司樂屬下的一些官員,如師氏、保氏、大胥、小胥、樂師等就是國學的教師,負責朝儀、禮樂方面的教育。
國學又分為小學和大學。為八到十五歲的少年兒童學習之處,學習的是“小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小學學習結束后,學生進入大學,這一時期,《詩》《書》《禮》《易》《樂》《春秋》為基本學習內容,就是“大六藝”。
貴族子弟在大學除了學習這些經典典籍外,還要進一步進行禮儀、音樂、軍事訓練。大學既是教育場所,同時又是貴族子弟集體行禮、集會、奏樂、習武的地方,實際上相當于當時貴族子弟的社交場所。國家一些重大禮儀活動也是在大學舉行,如祭祀、鄉射、獻俘等。因為西周政府興辦大學是要把貴族子弟培養成為統治者、管理者,所以這類政事活動本身也就成了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力圖使學生在參與政事、軍事的過程中接受各種教育。
鄉學是地方學校,按地方行政區劃設立。根據轄地的大小,設學也有不同名稱,如閭塾、黨庠、州序、鄉校等。鄉學的教師也是由國家及地方各級行政官員兼任。鄉學等級低于國學,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小六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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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王東遷后,周王室威權逐漸喪失。大小諸侯紛爭不斷,原有的等級制度也頻臨崩潰,各國統治者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維持生存、擴大勢力方面,而官學所授的禮樂制度等隨著等級制度的崩潰也沒有了實用價值,統治者不重視,自然也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學。
伴隨著官學的衰落是私學的興起。從市場需求來說,統治者沒有精力去培養人才,但又需要有獨特的政治、道德觀點和新的知識、技能的人才。這時期隨著周王室的遷都和內亂,大批貴族流亡民間,并將以往由上層掌握的典籍資料、學術文化帶到當地。當地一些平民接觸到后,和自身的各種實際技能加以融合,也躋身到了士的階層。士的隊伍大大擴展,成為一個影響很大的社會階層。市場有需求,教學內容和教師儲備又足夠,私學應運而生。
私學的主要構成是士。士是介于貴族和平民之間的一個群體(勉強屬于低級貴族),脫離一般生產勞動,主要是憑借掌握的學術文化及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專長,來為權貴服務。一般情況下,士很難升到統治集團上層。但通過從事教學研究、廣收弟子以提高社會知名度,士可能會被統治者看中,最后獲得高官厚祿。這時的士,是一個關于能力和人格的稱謂,平民只要有才學有特長,也可能晉升為士階層。平民要想成為一個士,必須跟著士學習知識技能。所以,私學一開始就是一個利益集團,是奔著做官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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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墨子算是早期興辦私學的學者中影響力較大的人。從他們二人所代表的儒家和墨家學派來看,這一時期的私學和官學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私學打破了西周以來“學在官府”、學校教育為官府壟斷的局面,教育對象由少數貴族擴大到平民。例如墨子,他主張招收“匹夫徒步之士”,墨家重實用技術,入學前還要進行勞役,想必弟子是以能吃苦耐勞且心靈手巧的手工業生產者為主。至于孔子,他更是明確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招生原則。他從三十歲開始講學授徒,弟子三千,各行各業都有,是當時最大的一個私學教育集團。
二,私學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并不固定。在教育內容上,突破了西周的“六藝”范圍,各學派按照自身所長傳授政治、道德觀點和知識、技能。如儒家以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為教材,墨家則講《墨子》,包括基礎物理知識和軍事知識,道家講《道德經》,陰陽家有《易經》《易傳》《洛書》《河圖》等課本。很多學派也沒有固定的教學場所,而以教師為中心。孔子師徒周游列國十四載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三,私學使教育獨立。私學的教師可以自由講學,學生也可以自由擇師,私學間也出現了招生方面的競爭,孔子就曾被同行搶過“生意”。這說明私學完全不同于官學那種由政府指定教師和教學內容的辦學方式,而是靠著教學內容和教師水平(可能還受“廣告宣傳”的影響)爭取生源,有著寬松自由的辦學氛圍。
第四點非常重要。西周的貴族們對天文、歷法、農業生產、建筑、機械制造等是非常排斥的,認為學習這類知識同貴族身份不相稱,所以官學并不重視相關教育。這些科學技術的傳授,一般是由專門官吏如祝、史、醫、卜、及“百工”,子承父業,世代相繼,成為“世業”。私學興起后,農家、墨家、陰陽家紛紛招徒授課,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相關知識,促進了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另外,私學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促進了先秦教育理論的發展。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既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他們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還在對辦學產生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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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講學場景
到戰國時,出現了最為著名的一個私學機構——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建于戰國時齊國的都城臨淄的稷門之下,始于公元前374年,據說為齊桓公所設,和孔子的私學隔了一百多年。秦統一后,稷下學宮被毀棄,共歷五代國君,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
稷下學宮是齊國統治者設立的國家養士機構,幾乎集中了當時各家各派的學者。稷下學宮雖為官辦,但它實際上屬于私學,是許多私學的集合體。
稷下學宮保留了私學的自由的特點。學者來去自由,孟子、荀子都來去過兩三次,始終受到歡迎。除了自由外,學宮對各家學說也持開放、包容態度。整個學宮學派眾多,這些學派政治、學術主張不同甚至對立,為了使自己的學說得到公認,學者們互相間常常會有爭論,然而卻能在稷下共處一百余年,并互相吸收、融合。在學宮定期會舉辦“期會”中,不僅學宮師生可自由參加,四方游士也可參加駁難辯論,這和齊國統治者在管理上的寬松是有一定關系的。
稷下學宮和別的私學相比,它和政治聯系更加緊密,任教的學者更易于獲得政治利益。稷下學者們可以直接參與齊國政治活動,影響一些重大決策活動的制定。淳于髡就曾在齊欲伐魏時分析形勢,進行勸阻,還給在一天之內給齊王舉薦了七個人。在這里講學、鉆研的學者,如果成績突出,常會有獎勵。除了提高薪俸外,最常見的就是給予特殊優待,曾有七十余位學者獲得了上卿爵位,上卿屬于高級大夫。稷下學宮能夠吸引各方學者前來,這應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別的私學是否有系統的學生管理守則,由于史料不多,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稷下學宮是有著嚴格、系統的學生守則的。《管子》一書中有《弟子職》一篇,據考證就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弟子職》從尊敬師長到敬德修業,從飲食起居到衣著儀表,從課堂授課到課后復習均有嚴格規定。可以看出,稷下學宮的教學有一定的目的性、計劃性和組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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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戰國中晚期,小國紛紛被吞并,剩下了幾個大國。私學因其自由分散的特點,并不利于培養國家集權所需要的人才。法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統治者更多重視,商鞅曾給秦孝公提議說以法制取代禮治,實際上就是他為秦國設計的官學思想。韓非后來也提出“以法為教”的建議。李斯受重用后,給秦始皇上書分析說,天下已定,法令出于一,百姓應當努力投身生產,文人應當學習法令制度。私學太盛,那些人就借古非今,使思想文化領域產生動搖,影響到統治穩固。同時他建議,“欲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國最終確立了“以吏為師”的教育制度,取締了戰國時期的各家私學,形成了新的官學制度。
本文節選自休閑讀品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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