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生于乾隆年間,成長于嘉慶、道光年間,主要工作時間是道光年間。現在不少人認為那是一個黑暗、停滯和落后的年代,但在當時,清朝已經很久沒有大的戰爭,人們安享著太平年間的快樂,快樂得有些墮落,嫖娼、看戲、抽大煙、玩古董。要想這么快樂,沒錢是不行的,至少消費得起的士大夫們收入不低。官員們按照公平的科舉考試進入官場,進入官場后又按照同樣公平的方式,論資排輩,熬年頭,往上爬。那是一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年代,進取就是生是非,官員們只知諂上欺下,撈取個人好處。那是一個慵懶、幸福的時代,沒有血雨腥風,在當時,從上到下,公認這是一個盛世,是康乾盛世的延續。
不理解這個時代背景,就不理解龔自珍的價值。在一片歌舞升平、文恬武嬉的盛世風景中,龔自珍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不和諧音,他刺耳地指出,當時是一個“衰世”,大家像治世時那么和平,那么快樂,那么沒有是非觀(治世因為天下大治,不必有是非觀,而衰世是因為人心墮落,根本就沒有是非觀),天下沒有反對的聲音(治世是因為國家治理得好,所以老百姓沒有意見,而衰世是因為每個人只顧自己的享樂,顧不上管天下大事,懶得發出不同聲音,還給自己找麻煩)。在這個衰世中,沒有一個像樣的人才,不僅朝堂之上無有才干的官員,就是市井之中,連個有才干的小偷和無賴都沒有。
面對這個主流社會認為是和平盛世的時代,龔自珍發出了“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的嘆息。從這一點上看,梁啟超評價龔自珍“其察微之時,舉世莫及也”,是非常準確的。
龔自珍對這個“衰世”的批判是全方位的,他批判當時官員們以奉迎討好為唯一工作標準的作風,批判當時官場按資排輩的現象,批判科舉取士錄取的只是些根本擔當不起江山社稷的軟骨病患者,他的批判還直接觸及了封建統治的核心——君主集權制度,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指出帝王們均是靠陰謀詭計上來的,并以摧殘士大夫的自尊心(即廉恥感)作為統治技術。
盡管對時代的批判非常犀利,也呼吁變革,說“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變革”,但龔自珍并沒有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坦承“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但開風氣不為先”。
編輯: 九章 審核:子白
休閑讀品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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