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總是出其不意地布下草蛇灰線，等到若干年后才讓人恍然大悟。
文｜云酒團隊
那是一段令人心折的往事。
盡管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二十世紀之初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戰亂年代，但在釀酒科研領域，一大批對百年酒業進程影響深遠的風云人物，此時正在悄然生長。
新生
1908年的2月19日，江蘇無錫名門秦氏家族誕生了一個男嬰，取名含章，字柳山。
此時，剛滿一歲的浙江海鹽人朱寶鏞，不久之后將跟隨父母從河南信陽遷居上海。
在距離信陽大約200公里的河南省臨潁縣，一戶書香人家的幼子方心芳很快也將年滿一歲。一年半之后，四川榮縣人朱梅也呱呱落地。
對中國酒業而言，這些新生命的到來以及這一年，暫時都還顯露不出什么特別的意義。不過，時間總是出其不意地布下草蛇灰線，等到若干年后才讓人恍然大悟。
就在這一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決定將“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退還給中國，以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
這原本只是政治博弈下的一個權宜之舉，卻意外造就了中國科研和教育史上著名的庚款留學生群體。
梅貽琦、胡適、胡剛復、竺可楨、趙元任……這些曾站在中西方文化交匯高點的青年學子，后來成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和各學科領域的拓荒者。
1931年，當青年秦含章從上海國立勞動大學農學院畢業時，庚款留學生計劃已實行了23年。期間英、法、比、荷、意也紛紛效仿美國，退還庚款用于發展教育事業。
▲秦含章
彼時中國正處于革命浪潮洶涌之際，借助于這一時期的留學高峰，一大批青年有志人士紛紛走出國門探求新知。
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時間逐漸揭曉它曾埋下的伏筆。
求學
1931年，當秦含章以全國第二名的成績考取庚款公費留學生，入學比利時國立圣布律農學研究院時，留學日本的朱寶鏞正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而決意退學抗議。
▲朱寶鏞
同年，四川游子朱梅即將結束在巴黎的語言攻讀，隨后進入比利時布魯塞爾國立發酵工業學院學習釀造。
與秦含章一同畢業的同窗好友方心芳，此時正在導師魏喦（yán）壽的推薦下，入職天津塘沽黃海化工研究社。
▲方心芳
四年后，在黃海社創辦人、著名實業家范旭東的支持下，方心芳也獲得庚款資助，前往比利時魯文大學釀造專修科深造。
與方心芳同一年來到比利時的，還有從日本退學后輾轉法國、德國的朱寶鏞。很快，他將與朱梅成為校友，入學比利時布魯塞爾國立發酵工業學院。
▲朱梅（左二）與法國巴斯德學院釀造實驗室研究人員合影
幾乎在同一時期，這四個年齡相仿又同樣懷揣報國理想的青年學子，因為各種機緣先后來到比利時，在西方現代化科研體系的熏陶下迅速成長。
和那個時代的那些年輕而耀眼的生命一樣，他們四人在學成歸來后便各自投身于我國現代科研事業的開拓中。
因為有著相似的求學經歷，他們很快又風云際會于一片古老而渴望現代化改革的待興之地，治學躬行、傳薪播火，最終成長為各自領域的一代宗師。
開山
1936年學成歸國后，秦含章為報當年實業家匡仲謀和榮德生資助之恩，首先回到家鄉無錫執教，并于次年出任江南大學農產制造系主任。
當時江南大學的老師們都被安頓在無錫榮家老宅中居住。秦含章住在東房，與他對門相望的，便是住在西房的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大師錢穆。
就在秦含章躬耕講臺之際，與他同年回國的朱寶鏞，先是被聘為煙臺張裕第一個華人工程師兼廠長，后因戰亂避走上海，之后也輾轉各地投身教育。
比他們早一年歸國的朱梅，在任職煙臺啤酒廠和張裕后不久，便由張裕總經理徐望之資助重返歐洲考察。
原本在哥本哈根作訪問研究的方心芳，則因1937年抗戰爆發匆匆回到南京，之后又迅速趕往重慶為大后方的科研作準備。
此后十余年，局勢動蕩，步履維艱。雖然飽嘗亂世之苦，但這些胸懷理想和現代化知識的第一代釀酒專家，從未放棄過內心的信仰。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萬象更迭，百廢待興。
此時已在教育事業上舌耕多年的秦含章，終于有機會將畢生所學踐行于實業，以應用科學為國效力。
1950年，42歲的秦含章收到一紙任命，委任他為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業部參事，后再任中央輕工業部參事，簽發人是新中國總理周恩來。
同樣投身教育十余年的朱寶鏞，此時則接替秦含章出任江南大學農產制造系主任。
不久之后，在江大農產制造系的基礎上，朱寶鏞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食品工業系，并開設發酵、食品等專業課程。
1952年第一次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朱寶鏞以江南大學食品工業系為基礎，與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有關系科共同組建了南京工學院食品工業系。
1958年，南京工學院食品工業系獨立辦學并遷址無錫，創建無錫輕工業學院。朱寶鏞成為第一任教學副院長。
巧合的是，當時主持創辦無錫輕院的正是時任輕工業部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的秦含章。
這所學校后來被稱為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的“黃埔軍校”，為釀酒行業培養出許多著名的學生。其中有一個叫高景炎，日后他會成為北京二鍋頭酒傳統釀造技藝的第八代傳承人。
▲高景炎
興業
建國之初，白酒由于在戰爭、醫療、外交等方面都有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是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一度被上升到“戰略物資”的高度。
1956年周恩來總理組織制訂的新中國第一個中長期科技規劃中，“兌制白酒”與原子彈、氫彈和火箭并列在一個綱要內，可見國家對白酒生產的關注程度。
為了提高白酒的產量和質量，當時輕工業部牽頭在白酒行業進行了兩大戰略部署：一是組織全國名酒評比，二是展開白酒技術試點。
這兩大戰略部署幾乎匯聚了當時中國最頂尖的釀酒科研技術力量。由此，一大批名家大師如群星閃耀般，漸次在時代中相逢，也對白酒產業日后發展影響深遠。
1952年，第一屆全國評酒會在北京舉行。當時主持這場評選的，正是海外歸來、時任華北酒業專賣公司工程師的朱梅。
在他的主導下，一個緊急成立的四人專項小組，對參評的103種酒樣逐一品評分析。三個月后，中國八大名酒（茅臺酒、汾酒、西鳳酒、瀘州老窖特曲酒、紹興鑒湖黃酒〈今古越龍山集團〉、紅玫瑰葡萄酒〈張裕〉、味美思酒〈張裕〉、金獎白蘭地酒〈張裕〉）應運而生。
在那個四人專項小組中，有一個26歲的年輕姑娘叫王秋芳。這屆名酒評選的所在地，正是由她籌建的新中國第一家國營釀酒廠，日后則會更名為北京紅星釀酒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22歲的王秋芳在紅星酒廠外的留影
王秋芳還將成為二鍋頭發展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傳承人。繼她之后接過衣缽的，正是1962年從無錫輕工業學院畢業的高景炎。
從1952年到1989年，我國先后舉辦了五屆全國名酒評選。對白酒產業而言，名酒評選的意義不僅是樹立了白酒行業的品牌標桿，同時也構建了新中國的白酒工業體系。
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由五屆國家名酒引領的名優酒序列，依然是白酒產業發展的中堅力量。
白酒行業的技術試點，則是另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產業革命。從全世界釀酒范疇來看，以國家力量推動酒類生產的科學化，僅在中國發生過。
白酒試點最先始于1955年的煙臺試點，而最具影響力的則是由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親自點將的汾酒、茅臺兩大試點。
由于建國以來汾酒在產量和效益方面一直位居白酒之首，為了總結提高汾酒生產經驗，周恩來總理“欽點”時任輕工業部科學研究院發酵研究所所長的秦含章，主持這場意義非常的汾酒試點。
周恒剛被總理點將，則是因為1963年的第二屆全國名酒評選。
在這屆評酒會上，五糧液位居第一，而茅臺的名酒排名，則從上一年的第一降到了第五。時任輕工業部食品局高級工程師的周恒剛，正是主持這屆評酒會的專家組組長。
▲周恒剛
周恩來總理由此批示：誰把茅臺評下去，就把質量搞上來。
隨后輕工部和貴州省聯合成立了茅臺酒試點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囊括了當時中國發酵行業的頂尖人物，領銜者便是時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長的方心芳、輕工業部發酵研究所所長秦含章、無錫輕工業學院副院長朱寶鏞。
作為總理指定的茅臺試點具體負責人，周恒剛當時帶領了一百多名青年技術人員一同奔赴茅臺。其中，有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叫季克良。
▲季克良
他所畢業的學校，正是被稱作酒業“黃埔軍校”的無錫輕工業學院。日后這個年輕人，將成為茅臺的一代掌門和靈魂人物，并引領茅臺成長為中國最著名的一家酒企。
傳薪
這些并非故事的全部，卻也足以呈現那個大師云集、群星璀璨的時代。那是我國現代化釀酒科研事業的創業之初，也是很多釀酒大師傳奇人生的開始。
這些傳奇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如果匡仲謀和榮德生當年對秦含章的捉襟見肘視若不見，后者很可能會因為經費不足而與留學深造擦肩而過，中國釀酒科研事業也會因此而黯淡許多。
如果魏喦壽和范旭東沒有對方心芳竭力支持，中國微生物學界很可能仍會有一位勤懇的研究者，卻少了一位大師。
如果秦含章和朱寶鏞當年沒有竭心盡力辦學育人，那么也不會有后來高景炎和季克良的建樹一方。
如果朱梅當年沒有悉心指導王秋芳，也許中國名酒的命運也會因為判斷標準的更改而全然不同。
這些“如果”之所以都沒有成為現實，不是因為沒有可能，而是因為有人選擇了另一面，比如扶持，比如擔當，比如成全。
2017年9月20日，時年已109歲高齡的秦含章，突然不辭辛勞，從北京乘車跨越1000多公里回到無錫，展開了一場“還愿之行”。
他此行去了兩個地方，一是匡仲謀曾創辦的匡村中學，還有一個是他曾執教過的江南大學（原無錫輕工業學院）。
在匡村中學的匡仲謀塑像前，秦含章堅持從輪椅上下來并兩次三鞠躬，念念不忘當年之恩。
而在江南大學，與秦含章一同出現的，還有已經退休的高景炎和季克良——此時他們二人在秦含章面前，只有一個身份：學生。
從匡仲謀到秦含章，再到高景炎和季克良，似乎形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輪回。
就像許許多多其他的故事一樣，在一個個提攜與感恩的因果循環背后，中國釀酒行業在百年現代化進程中，逐漸完成了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交付。
從新生、求學，到開山、興業，再到薪火傳承，你怎么看酒業這把生生不息的傳承之火？文末留言等你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