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偏愛的杏花村，孕育酒業發展怎樣的文化邏輯？
文 | 云酒團隊
7月18日，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位文壇大咖在汾酒采風兩天后，齊聚杏花村酒都賓館三樓萃元堂，和汾酒人再來一場走心對話。
“向往”，在座談會的開頭，汾酒集團董事會秘書長張琰光用這個詞坦白了他的內心感受。文學曾在他內心播下“小火苗”，面對文學名家熊熊燃起的文學熱情，根本無法抵擋。
“文學，好像離我們很遠，但又覺得很近，這種感覺實在令人向往”，不止張琰光這樣感慨，各位文學名家一致的看法是：杏花村，總覺得離我們很遠，但其實很近。
“我”與汾酒
在這里，每個人都和汾酒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故事。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是“中國白酒溯源之旅·文學名家訪汾酒”活動的組織者。早在2017年，他就曾帶領劉醒龍、王躍文、素素、杜學文等作家到杏花村采風。也是在這些文學名家的見證下，“中國作家協會《小說選刊》雜志社·汾酒創作基地”正式揭牌。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左）與汾酒集團董事會秘書長張琰光（右）
再次帶隊訪汾酒，王干很有感觸。“很高興看到汾酒文化傳播進程，這幾年又有了新的進展，文化汾酒也愈加清晰”，在王干看來，汾酒是中國白酒的根，中國白酒是因為汾酒的傳播，才得以如此繁榮，只有“根”系壯碩，才能枝繁葉茂。
一杯山西汾酒喚起了一個河南人的鄉愁。在座談會上，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劉慶邦憶起他人生第一次喝酒的情景——1958年的大食堂里，他的父親和堂爺爺親手釀的“清香”白酒。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劉慶邦
源于少時的記憶，劉慶邦在此后的幾十年里，“只要有汾酒，就不會喝其他的酒”。在他的眼里，汾酒就是中國人的鄉愁，從牙牙學語時背《清明》詩，到長大成人后和家人共飲“清香”白酒......也是這一杯汾酒里浸潤著的鄉愁，讓他對杏花村心心念念了30多年，即便幾近古稀之年，還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20世紀的最后一天在干什么？估計每一個跨世紀的人都不會忘記。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河南省作協文學院原院長鄭彥英就清楚的記得，“那天晚上，我與忠實兄在三門峽大鵬酒店的一個套間里，一邊說話一邊等待著跨世紀早晨全球日出的直播。”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河南省作協文學院原院長鄭彥英
2016年，陳忠實仙逝，鄭彥英寫文悼念：
當零點的鐘聲響起的時候，忠實兄突地從椅子前站起來，右手在胸前閃動著，嘴里說：“這就到咧，這說到就到咧，這，這已經是兩千年咧。”
我什么時候也站起來了，我不知道，我看著忠實兄閃動在深刻皺紋里的興奮，問：“是不是應該有……”我有意省略了后面的話，擔心夜半喝酒影響他的身體。但他立即接住了我的話，說：“酒，當然應該有酒。”鄭彥英在座談會上揭秘，那一晚的酒就是老白汾。
《中華讀書報》總編助理、評論家舒晉瑜出生于山西霍州，少年時跟隨父母返回祖籍山東。“40年的人生里很多變故，但家中柜子里常年存放汾酒這一點，從沒有變過”。對她來說，汾酒文化有著非常尋常的吸引力，在參觀行程結束之后，她還特意到一戶培育了三代汾酒人的家中拜訪。
▲《中華讀書報》總編助理、評論家舒晉瑜
“從60年代，爺爺進入汾酒工作，現在對兒孫的教誨只有兩句話，一句是多做事少說話；一句是不要拿公家的任何東西”，在舒晉瑜看來，一代又一代的汾酒人都知道感恩，“這才是汾酒的靈魂和支撐汾酒走下去的基石”。
資深出版人、作家陳武為了這趟汾酒之行，特意在來杏花村的前一晚約朋友跑遍北戴河的大街小巷，買到了一瓶青花汾酒；《作家文摘》編輯、作家王曉君全家愛酒，這一次“酒喝到杏花村”成了她在家人面前“炫耀的資本”；詩人王久辛，《小說選刊》編輯、作家李昌鵬，中作華文數字傳媒公司副總經理、作家劉飛......每個人都在這場為期3天的汾酒文化之旅中，收獲滿滿。
中國文學界，即將迎來下一輪“杏花村文學”的洗禮。
杏花村里的“詩和遠方”
1982年，杏花村汾酒廠迎來了一支作家團隊。
“有酒方能意識流，人間天上任遨游。杏花竹葉情如夢，大塊文章樂未休。”王蒙的這首“酒詩”，便是其帶隊之時所寫。
2008年，在這首詩問世26年后，當有記者問起他如何寫起意識流小說時，王蒙把寫給山西汾酒的這首詩吟誦了一遍，并表示“意識流都是因為酒”。他還把自傳三部曲的第二部命名為《大塊文章》。
與王蒙同去的劉心武，為汾酒貢獻了一首詩《又是清明》，還在詩中自稱是“千年老牧童”。在散文《酒醉杏花村》中，他對著杏花村里的杏花園暗想：倘若我們作家協會能有這么個院子……
劉紹棠寫的則是：“寶泉佳釀天下聞，車如流水人如云。古今誰家酒最好？眾望所歸杏花村。紅杏枝頭春意鬧，清明時節柳色新。酒鄉半醉又年少，牛背短笛唱鄉音。”
從維熙在后來的《杯中往事》一文中，憶起自己與“汾酒”的情緣，慨嘆“銘刻著命運的歡樂與憂傷”。
▲汾酒集團文化總監柳靜安
汾酒集團文化總監柳靜安將這一次文學名家“采風”之行，歸結為現代文學與汾酒的最早淵源。其后，鐵凝、馮驥才等作家一行也在1990年到訪杏花村，再后來就到了2017年。
汾酒集團文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曉奇認為，從某種程度上，杏花村就是文人的心靈家園，到杏花村就是回家。
▲資深出版人、作家陳武
但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說，2016至2019這四年，只是文壇被杏花村大規模“渲染”的關鍵點。在汾酒6000年的歷史脈絡中，一個個零星的文學之魂集合起來早就可以創造一片燦爛的星河。
▲《作家文摘》編輯、作家王曉君
從《北齊書》“吾飲汾清二杯，勸汝于鄴酌兩杯”，到晚唐杜牧“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再到孫中山高舉汾酒“誓死推翻滿清腐朽帝制，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毛澤東揮毫《清明》詩......汾酒博物館中，汾酒歷史中的每一個足跡，都在這里被清晰地記載和印證，一直穿過6000年的煙云，仍然鮮活。
▲《小說選刊》編輯、作家李昌鵬
僅是到訪汾酒的中外名人墨寶，便有3000多幅。這些懸掛在“杏林墨緣”展廳中的“文學氣息”，也把此次采風的文學名家們勾的走不動道。如柳靜安所言，這是文學和美酒美妙碰撞后的結晶。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而言，杏花村也是他們的“詩和遠方”，也就是普通人“詩和遠方”的“詩和遠方”。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詩人王久辛
酒業發展的文化邏輯
“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斷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推動我國文藝事業呈現出良好發展態勢......為實現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努力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民族的優秀作品，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7月16日，在剛剛結束的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座談會上，文藝工作者以及作品，和人民幸福之間有了新的聯系。
對此，張琰光有更加質樸的感受。“我們不缺錢了，缺精神；我們不缺享受了，缺高層次的享受”，并對在座的文學名家表示“你們是送精神食糧來了”。
在張琰光看來，在社會主義新時代，人們的物質水平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中國需要更多精神創造者來豐滿充實我們的內心，“這個時代需要人去歌頌、去描摹、去贊美”“我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中國文學崛起的契機已經到來”“到了出偉大文學家的時代了”。
▲中作華文數字傳媒公司副總經理、作家劉飛
然而，在這些文學名家看來，真正優秀的，來自生活，服務萬千大眾的產品和文化，都在酒里。
人民的幸福生活從哪里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詩人王久辛認為，酒絕對是答案之一，“酒能讓人的胃、舌頭、嘴巴，全身心的感受到幸福，酒是幸福最重要的標志”。而對于老百姓來說，“家家飯桌上有酒，有名酒，這才是幸福生活”，王久辛表示。
無獨有偶，第二屆中國白酒溯源之旅·文學名家訪汾酒剛剛落下帷幕，瀘州老窖“瀘州高粱紅了”2019文化采風活動再度啟程。對于新時代的新需求，名酒廠的洞察力敏銳若此。
尤其是汾酒。
早在2009年，汾酒集團就將“清香汾酒、綠色汾酒、文化汾酒”作為公司的經營理念，并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提出“中國酒魂信仰體系”，明確將“汾酒文化”逐步向“文化汾酒”推進，將汾酒文化上升到了更高的信仰層面，這一套清晰、完整、系統、立體的文化價值體系，指導了集團公司隨后十年的工作。
十年中，汾酒的一系列活動始終將“文化”放在了指導地位，從歷史文化、品質文化、工藝文化、地域文化到理念文化，“文化”隨著“汾酒”這一載體，滲透到全國各地，深刻影響著中國白酒行業核心價值體系的轉變，“汾酒文化”也超越了汾酒本身，成為白酒行業共同的文化認知。
2018年，“行走的汾酒”起航，“四最汾酒”開啟了汾酒在明清大傳播之后的又一次“文化之旅”，完整的“汾酒文化”被新一代汾酒人又一次帶到了大江南北，再度將整個中國白酒帶入了一個新時代——“文化時代”。
“文化汾酒”不只要彰顯汾酒是中國酒文化的締造者，更要強化汾酒更是酒文化的引領者，“有了汾酒，才有了中國酒；有了汾酒文化，中國酒才有了‘文化’”。
甚至從酒的角度而言，可以說，文化就是汾酒，杏花村就是文人的夢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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