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酒廠的老辦公樓上，有幾間房裝修得古色古香，里面密集擺放著幾十年來的諸多經典產品。
細細看過去，像是翻開一部紅樓夢酒廠的老歷史，上面記錄著它過往的輝煌、掙扎與失意。
很難說“紅樓夢”三個字為這家酒廠帶來的是幸或不幸，沒有紅樓夢，大概就不會有紅樓夢酒廠那段驚鴻一瞥的輝煌。不過，或許也不會有后來那段悲劇般的命運投射。
“莫道醉魂飛不起，一杯夢酒上紅樓”廣告語曾火遍大江南北，但對聽著這句話長大的宜賓人來說，至今仍有幾分遺憾。
今天，很少有人還會關注紅樓夢村村民的日子，然而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經濟蒸蒸日上的紅樓夢村曾是全國學習的典范。
徐翰就是村民之一，今年58歲，他親身經歷了紅樓夢村的沉浮，甚至身處漩渦中心，因為他還有一個身份——紅樓夢酒廠廠長。
當我們找到他時，希望走近這段往事，他說，“那我就慢慢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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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小雷家村”
紅樓夢村的故事，要從徐翰出生前的1963年講起。
電視劇《大江大河》里發生在“小雷家村”的故事，講述了一段改革開放初期，集體經濟發展的熱與痛，劇情的最后暗示了集體經濟的隕落。
紅樓夢村，在當時的發展程度和后來的命運上，幾乎就是四川的“小雷家村”，而陽治國，似乎就是“小雷家村”書記雷東寶的原型。
1999年之前，這里叫做下食堂村，最早是宜賓縣（今敘州區）喜捷公社和平大隊下食堂生產隊。
陽治國是當時的生產隊隊長，觀念前衛，思想活絡，享有很大的話語權，說一不二。
1963年，他帶領下食堂生產隊喊出“學大寨、趕昔陽，奮起直追下食堂”的口號，大搞農副業生產。此時的下食堂，還屬于一窮二白、吃不飽飯的階段，陽治國卻有擼起袖子加油干的銳勇。
十年后，也就是1974年，下食堂生產隊人均純收入141.5元，而當時整個宜賓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是40元。
磚瓦窯、養豬場、魚塘、果木種植等農副業的發展，讓“有女不嫁下食堂，早死三年見閻王”成為歷史，“下食堂經驗”初見成效。
徐翰回憶道，“1977年到1979年這段時間，每天要接待好多來參觀學習的人，天天都有好幾百人。”下食堂村作為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被推向全國。
改革開放的春風，讓陽治國嗅到了更大的商機——搞酒廠。
在當時，磚瓦窯、養豬場等尚存在“走資走社”的爭議，更別說興辦酒廠。而且對于當地的農民來說，酒廠就是完全陌生的東西，要技術沒有技術，要基礎沒有基礎，完全就是冒險撞南墻。
“當時酒廠確實不容易批下來，但是也是（陽治國）有創業精神、創新精神”。或許是信服于陽治國十幾年來的經驗與能力，酒廠批下來后，下食堂人勁頭高漲，技術向五糧液學，廠房靠鋼釬和鐵錘“砸”出來。
1979年，下食堂大隊曲酒廠正式成立。村民的發展重心逐漸向酒廠轉移，陽治國帶著出廠的酒四處參評，捧回“世界之星”大獎，名氣逐漸打響。
1986年，電視劇《紅樓夢》熱播，此時已經更名為“岷江曲酒廠”的下食堂大隊曲酒廠，再次更名為紅樓夢酒廠。
▼點擊視頻，觀看1989年紅樓夢酒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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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老陽回憶，是有次去北京出差，在火車上聽到紅樓夢的音樂，突發奇想，想把酒廠改成紅樓夢，后面就找到了紅學會咨詢，然后注冊了紅樓夢酒廠，還有這些商標也注冊了。”徐翰道。
當時，《紅樓夢》劇組的演員還多次到過村里。
或是因緣際會，或是命中注定，這一次更名為酒廠帶來了無比的輝煌，卻又冥冥中暗示了輝煌終將落幕的命運。
總之，乘風而起的紅樓夢一時風光無兩，與五糧液、敘府一起成為當時宜賓唯三的品牌酒，“當時的扁瓶夢酒，在宜賓范圍內，走到哪家餐飲店都能看到，除了西北地區沒有，其他每個省份都有。”
1990年到1993年，是紅樓夢酒廠榮光極盛的幾年。
《農村經濟》1991年刊發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下食堂村成為四川農村村一級單位中產值首先突破3000萬元大關的富裕村。目前全村集體固定資產達1000萬元，1990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200萬元，比1984年的100萬元增長31倍。”
而紅樓夢酒廠，被譽為鄉鎮企業中的一顆燦爛明珠。
酒廠帶動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下食堂戶平純年收入上萬元，全村農民在90年代初就過上了小康生活。
村里還興辦幼兒園，村民的子女從幼兒園到高中全部免費教育。學生有獎學金，老人有依靠，甚至村里還收養了20多名外流的孤寡老人。
在下食堂那條“農民街”上，“每家門前有花草臺、洗衣臺，成人有手表、自行車，多數家庭還有彩電、收錄機、洗衣機等，到處呈現出一派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繁榮景象。”
奮起直追的下食堂，其農工副綜合發展受到國務院嘉獎，先后被評為中央和地方的先進單位。
因為“下食堂經驗”，作為村黨總支書記，陽治國多次被評為四川省優秀鄉鎮企業家，當選為四川省勞模和全國農業勞動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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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轉直下
誰也沒想到命運的轉折來得這么急、這么快。
當享受著紅樓夢紅利的村民還沉浸在富足的喜悅中時，命運之手已經靠近。
1993年，宜賓市有一個上市公司的名額，紅樓夢酒廠自然是被優先考慮的。而當機會擺在陽治國面前時，他選擇了拒絕；縣里領導要求對紅樓夢酒廠實行改制，陽治國也沒同意。
直到現在，說起陽治國，村民們的態度依然很復雜，難以評判是非功過。他曾經是村里說一不二的靈魂人物，集村支書、村長、廠長于一身。特定的時代，正是這種話語權的高度集中，為村里搏出一條發展大道，抓住時代風口，造就了紅樓夢酒廠。
然而，也正是這種高度的集權，讓陽治國不愿意權力被分散，所以當時代風口再次來臨時，他沒能抓住，甚至縮回了手。
后來，據說五糧液集團也曾拋出過橄欖枝，但陽治國依然沒有接。
這時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經喪失了珍貴的、最后的機會。
情況在1995年之后急轉直下。
“1996年銷量開始下滑，到1998年左右就完全萎縮了，釀酒車間糧食都沒有投齊，本來是五種糧食，后來變成三種、兩種，到2000年的時候根本就沒投糧，釀酒車間只取酒不投糧，因為沒有錢來買糧食。”徐翰說道。
現在廠里五棟高聳的老車間，都是在1992年以前修的，總共有1026口窖池，此后再擴建，已經是20年后的事了。
拿不出錢，發不起工資，廠里開始欠薪。原本幾乎全村的勞動力都在紅樓夢酒廠，此時也不得不開始另謀生路，不少勞動力去往沿海一帶務工。
徐翰是在1998年短暫離開酒廠的，自己在村里開了商店做飼料生意。這時已經是徐翰在廠里的第十個年頭，自1989年從成都辭職回鄉以來，徐翰就一直在自己的家鄉企業工作，從辦公室副主任到釀酒車間的副主任。
在時代的轉身中，新經濟的轉型中，紅樓夢酒廠作為村集體企業，被改革浪潮打翻。再響亮的品牌，再高口碑的品質，在這種時代力量之下，也基本毫無反抗之力。
到此時，《紅樓夢》的悲慘結局已經開始在紅樓夢酒廠身上重現，但村民們似乎并不愿意承認這一點。或者說，他們對“紅樓夢”的認知從來不是那本小說、那部影視劇，而是曾切切實實地帶給他們利益的一種機緣。
所以，1999年，村民們要求把下食堂村改名為紅樓夢村。
顯然，他們還既希望于這個曾經改變他們命運的名字，能再一次發揮作用。
▲曾經閑置的紅樓夢酒廠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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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買家
但這種帶著幾分迷信的祈禱并未成功。
“2001年，村民開始鬧事，看著酒廠生存都成問題，大家辛辛苦苦掙來的錢一起辦的酒廠，就這樣全部消失了，肯定不行，所以村民就要求把酒廠整體賣了分錢。”
陽治國就是在這時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的。
這年的村兩委換屆，陽治國在村民選舉中黯然退場。若是在從前，基本都是由陽治國來決定。
2002年上半年，事情鬧大了，宜賓縣政府專門成立了工作組，研究如何解決紅樓夢的問題，同時村里選出來18個村民代表，分成18個組，有些工作遇到問題就開村民代表會，后來徐翰又被選為村民小組的組長。
“整個2002年都很復雜，縣里一直反反復復在做工作，解決村民提出的問題，‘紅樓夢究竟何去何從，究竟應該怎么辦？’畢竟還有這么多資產擺在那兒。”
當時村民的意見并不統一，有人希望整體轉讓，有人希望招商引資合辦，這個討論的過程格外漫長，“提了幾種辦法，反反復復召開村民代表會，村民大會也基本上每月都有一兩次，開大會就至少是五六百人一起。”徐翰說道，最終基本形成了整體轉讓的意見。
“我就讓大家確認簽字，每家每戶的每個人都簽字，96.4%的人要求整體轉讓。”
于是，接下來的核心問題變成：如何尋找買家？
“我們在宜賓電視臺、宜賓日報等媒體上登轉讓啟事，反復接觸了很多人，當時有村兩委班子，反復和有受讓意向的人來談，中間有個器材廠，談了兩三個月，最后也沒談攏。”，這個過程中，徐翰被選舉為紅樓夢酒廠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廠長。
直到2004年10月，紅樓夢酒廠以1100萬元賣給了成都老漁翁餐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后更名為紅樓夢酒業有限公司。
從2001年下半年到2004年10月，長達三年地尋找買家，終于有了結果。
這期間，酒廠并非完全停產狀態，2003年生產了幾個月，“當時想著，如果把廠完全停產來尋求轉讓，讓別人看不到希望，轉讓價格很可能受影響。”但“苦紅樓夢久矣”的村民不這樣想，“他們害怕又不賣了，說‘你生產起來是不是不想賣了，還是想自己干？’所以把路給挖斷了，原料和煤炭都進不來，就干脆停產，等著賣”。
曾有人爆料，說酒廠在轉讓前找評估公司評估過，確認價值為4000萬。
2005年2月，宜賓紅樓夢酒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7月，宜賓興業集團公司買斷紅樓夢酒業。
這家公司的實控人，叫做文萬彬。
紅樓夢的文萬彬時代自此拉開序幕，而這位看似帶來希望的大買主，卻把紅樓夢帶向了更尷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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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的捉弄
“當時紅樓夢酒廠在宜賓算是比較大的，自身設施設備都很齊全，當地還是想把它扶持起來，文萬彬剛剛進場的時候，給黨委政府和村民的印象都是很想把這個企業搞紅火，重新搞起來，當時還有句話是，‘把紅樓夢夢牌這個金字招牌擦亮’。”
至此，十年蹉跎，紅樓夢酒廠終于重新運轉起來。
文萬彬開始著手改造窖池，把沉積多年的酒糟全部取出來，重新配置人工老窖泥、修補窖池，酒廠全面恢復生產。
2008年，文萬彬重新設計了包裝，推出紅瓷瓶新品，2009年、2010年左右最高價賣到了588元，比當時的五糧液差不了多少。
此外，企業還在宜賓成立了銷售公司，后來文萬彬把銷售公司的總部設在成都，又建了幾個分公司，招攬了不少銷售人員在全國進行推廣，密集地在電視上打廣告，每年兩次的糖酒會卯足了勁兒宣傳。
2012年，紅樓夢酒業修建了中式車間，共有832口窖池，此前老車間有窖池1026口，相當于新增了80%多的產能。
然而好景不長，從2012年下半年就開始出現資金困難，文萬彬開始招商引資。
2013年，中國平安與紅樓夢酒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宣布將以5億元現金入股紅樓夢酒業，完成后預計持股25%，成為第三大股東。
徐翰說，“當時不止平安，還有幾家想來合作的，平安是實實在在投了錢的，投了兩個多億，但后來并沒有繼續投資，因為他們做盡調時，發現紅樓夢已經出現財務危機，就想撤出。”
這時，文萬彬還懷揣著上市夢，表示將爭取在3-5年內完成IPO。
但他等來的不是上市，而是破產。
平安打退堂鼓，紅樓夢仿佛回到了四處找買家的時候，又開始四處找投資，最后找到了四川怡安投資集團董事長郭昌平，轉讓給后者20%的紅樓夢酒業股份。
但這對于債臺高筑的紅樓夢來說，已經于事無補。到2014年，廠里再次開始欠薪，發工資的日期從每個月15號慢慢推遲到下旬，工人拿到手的工資也逐漸從全薪減少到80%、70%、50%，到后面甚至沒有。
但即便徐翰作為廠里的高管，也并不清楚文萬彬把資金花在了哪兒。
今年3月初，宜賓紅樓夢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再次被限制高消費，案號為（2022）川1521執465號，關聯對象為文萬彬，信息顯示，此外還有歷史被執行人記錄118條，被執行總金額約32.41億元。
提及文萬彬此人，徐翰很坦誠地回答，“感覺不到（文萬彬有自己的一套做白酒的思維），商人肯定是以賺錢為目的，至于他的初心是什么，我們沒有搞清楚，當時村民急于轉讓，有人愿意受讓愿意出錢，那肯定就會賣。”
“當時真的不敢多考慮，村民急著要賣，沒有考慮過受讓方是不是能把企業運作起來。”徐翰的語氣里不無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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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來了位廣東的女老板！”
2018年，紅樓夢酒業貧困交加之際，村里因為這位女老板的到來，又開始躁動。
“女老板”就是宜賓酒都老窖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廣東永樂古窖酒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宜賓永樂古窖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伍倩雯。
2016年，伍倩雯在原來的宜賓夢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礎上，組建了新的宜賓永樂古窖酒業有限公司，伍倩雯占股份70%，郭浩標占股份30%。
2018年，伍倩雯又成立宜賓永樂古窖股份有限公司。同年，伍倩雯拿下紅樓夢酒業最古老的資產“明代糟坊頭釀酒遺址”，正式重啟紅樓夢生產。目前，永樂古窖已經買下紅樓夢酒業大部分資產，正在進行交接。
2020年，永樂古窖以150萬元的底價，拍下紅樓夢酒業持有的“永樂明窖”商標。今年1月，四川省內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在阿里拍賣平臺，對紅樓夢酒業所持有“紅樓夢”等26個商標公開拍賣，起拍價7000萬元。最終，永樂古窖一次出價，以7000萬元起拍價拿下。
這一次，幾經沉浮的紅樓夢，好像終于遇到了對的人。
“伍總和郭總的資金雄厚得多，看到了希望是肯定的，現在不是合作伙伴，是收購，宜賓永樂古窖酒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獨立運作的。”
從紅樓夢酒廠廠長變為永樂古窖廠長的徐翰，強調“獨立運作”，話里有幾分和那段復雜歷史劃清界限的幸運。
在他看來，紅樓夢的命運走向何方是領頭人的事情，“如果當時的重心完全放在酒廠上，后來不會是這樣的結果。”而伍倩雯投身酒業之后，有著重新創業的心態，把重心放在了酒業板塊。
▲伍倩雯
在2021年12月舉行的2021酒業創新與投資大會上，伍倩雯談到未來消費趨勢將成為指引白酒行業投資方向的關鍵，也從白酒行業競爭格局的發展情況分析了優質投資標的要素。雖是跨行而來，但伍倩雯顯然做足了準備。
她談到優質投資標的評判標準，包括是否處在香型核心產區、是否擁有可證可考的歷史、是否有差異化特色的工藝、擁有多少高價值資產以及是否有成熟的消費者培育模式。
在她看來，“永樂古窖是老牌名酒中最后一片未被開發的沃土。”永樂古窖地處宜賓優質產區，始于1403年的古窖池歷史悠久，擁有獨特的地藏儲酒工藝和非遺釀造工藝，還有大規模的老窖池、老窖以及有價值的商標。
而老牌名酒紅樓夢未來的身份，將是“永樂古窖前身”，永樂古窖天然擁有品牌基礎。
某種意義上，永樂古窖的進入，讓紅樓夢酒廠結束了“紅樓夢”三個字里的悲劇色彩。
開篇提到的老辦公樓下，還貯藏著巨量的老酒，即便企業命運曲折，但紅樓夢的歷史文化、認知基礎和產品品質卻是實實在在的。紅樓夢為永樂古窖留下的，本質上還是非常優質的資產。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而今塵盡光生，照破青山萬朵。”這句話或許是紅樓夢現在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