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我進入湖北枝江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當了一名企業報編輯。俗話說，隔行如隔山，為了盡快進入角色，我一頭扎進辦公室堆積如山的酒類報刊中，通過這個窗口了解白酒行業發展情況。在眾多的報刊中，《華夏酒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事看到我比較偏愛《華夏酒報》便向我推薦說，《華夏酒報》是一份信息量豐富、觀點權威的報紙，公司的高管每人一份。在漸漸熟悉了白酒行業的相關情況之后，我做了選擇性地訂閱，只訂了三份行業刊物，其中就有《華夏酒報》。
一張報紙搭起企業與媒體的橋梁
讀《華夏酒報》的時間長了，對這份報紙就有了感情，也嘗試著給報紙投稿。
在十多年的時間里，這份刊物不僅為枝江酒業的成長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也讓像我這樣的“通訊員”在寫作上得到了提高。
2006年4月，我應邀到煙臺出席由《華夏酒報》舉辦的全國酒業新聞宣傳研討會暨《華夏酒報》通訊員培訓班，見到時任總編輯劉世松和經常編輯我稿子的李蔚老師、劉震東老師等，像見到久別的親人。在那次會議上，我也被評為《華夏酒報》2005年度十佳通訊員，受到報社的表彰。我和來自全國酒行業從事新聞宣傳的同行一起，就《華夏酒報》的發展各抒己見，從那個熱情建言的場面中，可以看出大家對《華夏酒報》有多熱愛。
印象中有一個來自新疆的朋友在與編輯分別時哭了，而且哭得好傷心。她說來一趟煙臺不容易，見到編輯不容易。此次分別，不知道再見是何時。劉世松總編還逗她，說那就留下來，到《華夏酒報》來工作唄。新疆的那位朋友破涕為笑，說：“你可要說話算數啊。”“絕對算數。”新疆的朋友又說：“不行啊，家在新疆呢，孩子在新疆呢，走不開呢。”
時隔多年，那個分別場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里，后來我明白了，通訊員和編輯的聯絡，實際上也是企業和媒體的聯絡，這根線原本就是一座橋。
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記不清在《華夏酒報》上發表了多少篇稿子。每一篇稿件的背后，都有《華夏酒報》編輯老師們付出的心血。我也多次榮獲《華夏酒報》優秀通訊員稱號，也有許多稿件如《紅色星座》被評為《華夏酒報》優秀稿件。
而我所在的枝江酒業也因為《華夏酒報》等行業媒體的宣傳與推動，成為廣受行業關注的白酒企業。
2010年成都糖酒會上，枝江酒業董事長蔣紅星在參加完一個行業的活動之后，遞給我一張小紙條，上面寫了一個地址，要我代他去出席第二天由《華夏酒報》主辦的論壇活動，他因有事要提前回到枝江，并囑咐我一定要代他參加，他說：“《華夏酒報》對我們枝江酒業支持很大。”我知道這許多年里，他也一直是《華夏酒報》的忠實讀者，并與《華夏酒報》有著緊密的合作。
站在新時代新起點揚帆再起航
在這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也接待過好幾位來自《華夏酒報》的記者到枝江酒業采訪，或接到報社編輯的約稿。我們企業有重大活動，每次都安排有《華夏酒報》的記者出席。記得枝江酒業副總經理李凈被授予“中國釀酒大師”之后，接到《華夏酒報》編輯閆秀梅發來的約稿信息，要我寫一篇李凈的專訪傳給她。此前，枝江酒業的副總經理譚崇堯獲得首屆“中國釀酒大師”稱號，《華夏酒報》也刊發了專訪文章。與其說是《華夏酒報》在見證企業成長，不如說他們一直在守護著企業成長，那種關懷，無微不至。
我們這些在酒類企業的新聞宣傳工作者，也見證了《華夏酒報》的茁壯成長。從最初的周一報增加到周二報、周三報，再由周三報改為周報。在內容上，創新開辟了《糖酒會特刊》、《國家名酒周刊》、《國家名茶周刊》、《國家品牌食品周刊》等專刊，豐富了報紙內容，提升了辦報質量。
在版面數量上，由對開4版到4開16版，再到國際流行版式52版的巨變。在印刷紙張上，也從最初的新聞紙改銅版紙到環保紙印刷，再到現在的圣經紙，報紙更加便于讀者閱讀與保存。《華夏酒報》的每一次創新都在我們的記憶里，因為我們與這份報紙相伴多年，她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不經意間，《華夏酒報》已經30歲了，我們應該真誠表示祝賀。30年間，有的紙媒體在時代的淘洗中已不見蹤影，而《華夏酒報》不僅見證了中國酒業發展的起伏與高潮，記錄了中國酒企的成長之路，見證了酒業產業鏈的變遷，而且站在了新時代的新起點上。而立之年，正是邁著雄鍵的步伐自信向前的時候，正是積累了以往探索的經驗走向更加成熟的時候，正是羽翼漸豐帶著燦爛的笑臉櫛風沐雨的時候，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她。
雖然我于去年10月從枝江酒業退休，但作為一名在白酒企業工作16年的新聞宣傳工作者，我會心懷感恩，繼續關注《華夏酒報》，也會對與酒行業相關的題材作品繼續寫下去。在新征程中，我與《華夏酒報》會再次牽手相攜。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的散文集有《孤洲心語》、《Email里的鄉愁》等，與人合著報告文學《日月生香》，出版有長篇小說《蔓藤的春天》、《素袖紅妝》。作品散見于《散文》、《中國作家》、《長江文藝》、《芳草-潮》、《生態文化》、《人民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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