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國家經委、輕工業部、商業部、農牧漁業部在貴陽聯合召開“全國釀酒工業增產節約工作會議”，史稱“貴陽會議”。該會議上確定將“四個轉化”作為中國酒業發展的基本方針，即高度酒向低度酒轉變；蒸餾酒向釀造酒轉變；糧食酒向果露酒轉變；普通酒向優質酒轉變。
其中高度酒向低度酒轉化，是當時與白酒行業發展最為密切的課題。當時傳統白酒的酒精度一般在60°左右，有的甚至高達65°。高度酒不僅糧耗大，生產成本高，而且對飲酒者身體健康不利。而在市場上，對爆烈、濃壯的高度酒有偏好的主要是上了年紀的老酒民，而年輕一代的酒民則偏好平和柔順的低度酒。所以，當時市場對于低度酒的消費需求也越來越大，江蘇的“洋河”、河南的“張弓”、山東的“孔府家”、四川的“紅樓夢”、廣東的“玉冰燒”等低度酒在市場上非常暢銷，企業的經濟效益也十分可觀。
當時，國內生產低度白酒的歷史已經有10年，但二鍋頭酒在這一領域卻是一片空白，而且多數產品的酒精度仍然保持在65°。如果不根據市場形勢變化及時調整，二鍋頭酒將失去新興的消費群體，其所面臨的生存與發展危機可想而知。
白酒泰斗高景炎
次年，白酒泰斗高景炎先生立即組織有關力量著手推動北京低度酒的發展，并提出發展低度酒的核心思路：發展低度酒，不能簡單地（在勾調環節）調配降度（盡管這是當時業內相對普遍的做法），而應當充分借鑒兄弟企業的先進經驗，釀酒生產的全過程入手，在改良工藝、改進設備、選育菌種、貯酒容器、勾調等環節下苦功，探索出一條變單純調制型為生產調制型的優質低度白酒發展途徑，以確保低度酒的酒體風格達到低而不淡的水平。
然而任何創新都會遇到保守勢力的阻礙。為了更好地調動各個酒廠對低度酒科研攻關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高景炎與有關同志商榷后，決定以長安街為分界線，將北京的白酒廠分為南北兩個協作組。成立協作組的方式極大地調動了酒廠的參與熱情。他們不但積極參加協作組內的白酒品評和技術交流，而且在南北協作組的競賽中表現也非常踴躍。同時，高景炎組織協會開班各種培訓班，總結和推廣北京市、全國乃至洋酒生產的先進經驗。
后來，北京低度白酒的發展形勢，顯然超出了高景炎的想象。他們不但成功地摸索出了一條生產調配型的優質低度白酒生產途徑，而且在產品的多樣化、個性化等方面也取得了許多突破。
此時的高景炎已經是北京釀酒總廠的廠長和北京釀酒協會會長，是北京酒市當之無愧的掌門和舵手。但他依然保持著幽默、隨和、低調的性格，毫無官架。有一次高景炎在大興酒廠開協作會，晚飯時間遇到北京市糖業煙酒公司的劉景元（后來成為國內著名的酒史專家）。高景炎鼓動在座的同志給劉景元敬酒，把劉景元灌醉了，躺在廠長休息室里一頓酣睡。后來北城協作組開會，他們又相遇了，劉景元說今天一定要把你灌醉。高景炎就笑呵呵地由著劉景元把他灌醉。
像這種既是同志又是摯友的“關系戶”，高景炎結交了很多。因為憑借權勢謀取私利，絕不是他的性格，他更喜歡低調做人、務實做事，待人接物友善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