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被自己的同門師兄李斯陷害而死之后，有很多人很同情他。
韓非貴為韓國公子，卻得不到韓王重用。韓非師從荀子，但思想的觀念卻與荀子大不相同，卻“喜刑名法術之學”。韓國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身為韓國公子（韓桓惠王子)，目睹韓國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采納。這使他非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余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于時的憤懣。
后來這些著作流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孤憤》、《五蠹》之后，大加贊賞，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可謂推崇備至，仰慕已極。秦王嬴政不知這兩篇文章是誰所寫，于是便問李斯，李斯告訴他是韓非的著作。
秦始皇為了見到韓非，便馬上下令攻打韓國。韓王安原本不重用韓非，但此時形勢緊迫，于是便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政見到韓非，非常高興。然而韓非卻未被信任和重用。
韓非曾上書勸秦始皇先伐趙緩伐韓，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他們詆毀地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贏政認可了他們的說法，下令將韓非入獄審訊。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始皇自陳心跡，卻又不能進見。
秦始皇有很多功績，殺韓非，也應算是一樁功績，至少讓韓非從痛苦中解脫了，至少表明，始皇帝還有人之為人的基本理性。
始皇帝犯下的最大的錯誤就是焚書坑儒，那是懷有和韓非一樣黑暗思想的李斯的“杰作”。
韓非死后，他的法家著作被后人存留下來，但后人卻對韓非的思想實踐的很少。韓非子的思想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黑暗的深度。
韓非思想出現戰國末期，先秦諸子各派思想均已創立，因此，從獨創性角度來看，韓非是缺少原創性的，他的思想都是繼承前輩思想家的。
他繼承了道家的以陰克陽的陰謀學說，繼承了荀子（儒家）的“性惡論”，繼承了法家各派的思想，如商鞅提出的“法”、慎倒提出的“勢”、申不害提出的“術”等等。
他的貢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這一切學術都推到了極端化。
韓非子的全部思想出發點就是尊君，先秦諸子沒有不尊君的，但沒有像韓非這樣尊君尊到無以復加的絕對程度的。
首先，他認為只要是君就得尊，無論這個“君”是好是壞、是賢是惡，哪怕像夏桀、商紂這種公認的惡君、暴君，也得“尊”；因為在韓非看來，這些人和推翻他們的商湯、周文一樣，都是君，沒差別。商湯、周文能推翻夏桀、商紂，不是因為他們賢，而是因為他們更惡；不是因為他們有道德優勢，而是因為更善于使用陰謀詭計。即他所說的“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韓非子·說疑》P637）
其次，韓非認為，在君主面前，“臣”與“民”均是豬狗草芥之類的東西。他們活著就是為了任君王差使奴役的。他明著說：“能治住臣下的，就是明君；能聽話干活，盡心盡力擁戴君主的，就是賢臣”（原話是“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韓非子·忠孝》P740）這種定義，完全抽象掉了對“君”“臣”各自獨立的道德要求，只從聽命與服從的角度定義社會角色，將權力關系絕對化了！
而且，他還明確地認為：“仁義道德”是導致國家危險的因素，人君不能講仁義，一講仁義，國家必將危亡，《韓非子》全書都浸透了這種精神。
臣是什么呢？他說“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韓非子·內儲》P339）“民”對“君”的意義是什么呢？韓非說得赤裸裸，“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韓非子·六白》P658）說白了就是：人民對于君主的意義就是和平時出力干活兒；危難時，就去送死！這完全是赤裸裸地以人民為草芥！與韓非子同時代的儒家、墨家、雜家，均不能接受這種赤裸裸的對人民的踐踏，何況我們今天這些現代人。
韓非對人性的洞察片面而深刻，他對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自私自利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有著深刻的洞察；但卻忽視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或者一概而論地歸入陰暗的那一面。
韓非的全部文章都充滿了令人緊張的神經質，在他眼里，沒有一個人是好人，全是壞人。所有公認的古代賢人：管仲、子產、孔子，以及再古遠些的伊尹、周公、堯、舜、禹等，都是壞人、小人；秦始皇身邊的所有被重用的大臣都是奸臣，由于他帶著有色眼鏡，還真能找出這些人的“奸佞”的證據。對皇帝無限忠誠的只有他一個人，而他自己，除了叨叨如何防范大臣、如何裝神弄鬼愚弄屬下外，在內政外交上，毫無有建設性的建議。他營造的是一種人心唯危的恐怖主義氛圍：皇帝不信任臣下，臣下都各自謀劃自己的出路，甚至想謀反。從心理上講，與他近距離的頻繁接觸，秦始皇可能已經被他過于神經質制造出的恐怖氛圍給嚇著了。
從實際政治過程來看，盡管朝臣們多少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總體上，皇帝與大臣之間必須有基本的信任關系，如果沒有這種基本的信任，皇帝一定生活在隨時可能被大臣們謀殺的恐懼中。所以，韓非所說那么極端的情況是不存在的，但他反復說，就容易造成上下猜忌、離心離德的情況出現，他幾乎指名道姓地批評了秦國當時一切“當涂之人”（就是得到皇帝信任、器重的重臣）。通俗些說，韓非的到來，破壞了秦國朝堂的團結，破壞了君臣信任、上下同心的政治生態，秦始皇也聽完了他思想中的有益部分，現在，再留這個人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只好把他殺了。至于是誰動的手，倒無關緊要，準確說，是秦始皇借李斯之手殺死了韓非，讓李斯承擔這個罪名，以免影響了自己招納賢才的美譽。
春秋戰國，是中國智慧初萌的少年時期，誕生了多位思想巨子，毫無疑問，他們是有智慧的人。但是，從現代的觀點看來，他們的智慧只是初民社會剛進入文明社會的早期智慧，雖然有著質樸無偽的力量，有著直覺主義的深刻，但也有初始期的粗糙、偏狹、膚淺、野蠻、殘忍，對于先秦諸子，應該閱讀、應該理解，但不能過于美化，該批判的地方一定要予以批判。
先秦諸子，對于天道只是提問、未知深淺；對于人道，只是略有感知，未能形成信念。
現代文明對于天道，已有更多的探索，已經知道在人類可知的范圍內沒有神仙；對于人道，經文藝復興之后，已建立起以人為本、自我完善的信念。相比之下，先秦諸子思想中的野蠻與血腥就遠離人類之道，是人類應該告別的少年期的錯誤。
韓非，我們先祖中的一位具有典型主義的錯誤的思想家，應該矗立在那里，提醒我們：黑暗是有盡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