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記者 徐雅玲 華夏酒報 今天
1844年的秋天，大仲馬在《基督山伯爵》中寫下這樣一句話：“當你拼命想完成一件事的時候，你就不再是別人的對手，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別人就不再是你的對手了，不管是誰，只要下了這個決心，他就會立刻覺得增添了無窮的力量，而他的視野也隨之開闊了。”
就在100多年后的1949年，大洋彼岸，新中國成立了。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當時中國白酒產能僅有10萬噸左右，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更是很少接觸到。隨著中國經濟環境的改變、科技的進步、運營模式的創新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白酒為典型代表的中國酒業憑借自己與生俱來的生命力，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構成、文化發展、技術進步、日常生活中難以割舍的部分，進入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當中。
而100多年前，大仲馬的這句話似乎像是中國白酒這70年來發展的一個預言。
中國葡萄酒產業在這70年來也實現了巨大發展。
1892年，著名愛國華僑張弼士先生在山東煙臺創建了我國第一家葡萄酒釀造廠——“張裕釀酒公司”，由此開辟了中國工業化生產葡萄酒的先河。
但由于種種原因，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國葡萄酒經濟發展一直都比較緩慢。
期間，除張裕公司外，山東青島、北京、山西清徐、吉林長白山和通化等地葡萄酒廠相繼建立，但這些企業大都由外國人掌控，生產方式也比較落后，不過卻由此奠定了我國現當代葡萄酒工業的基本雛形。
新中國成立后到“十二五”末，是我國葡萄酒經濟的重要發展時期。這個時期我國葡萄酒產業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幼稚到基本成熟、從無序到日趨規范的快速發展歷程。
啤酒方面，新中國成立時啤酒產量為0.7萬噸，這個數據非常低。到1996年產量為1000多萬噸，2002年，中國啤酒產量達到了2387萬噸，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啤酒產量大國。
黃酒、果露酒產業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也經歷了一個跌宕起伏的快速發展路徑。
1949～1977：百廢待興迎來酒業春天
這一階段主要從行業形成、技術進步、品牌化等方面為今天的酒行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2018年10月9日，在成都一隅的一家老酒收藏館，著名白酒專家、曾擔任過全國第五屆評酒會評委的館主胡義明翻開了一本珍藏的畫冊，里面收藏了自20世紀50年代到2018年的五糧液酒標，同時，還有一些通過酒史考證專家和專業美術人員考證，還原出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前五糧液酒標的形象。
“新中國成立以前，在商店幾乎很難買到白酒，但在每個小鎮或者村子里面，都建有小作坊，當地人要是有多余的糧食，自己去用這個酒箴（音）去烤酒，有多的便拿到集市上去賣。”成都圓通古鎮的88歲老人王玉貞告訴《華夏酒報》記者，“一直到了20世紀50～60年代，才可以憑票去國營商店買到瓶裝白酒。”
《華夏酒報》記者通過相關文獻梳理，了解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許多地區在私人燒酒作坊基礎上相繼成立了地方國營酒廠，中國白酒產業發展從此掀開了嶄新的歷史篇章，由私人經營的傳統釀酒作坊逐漸向規模化工業企業演變。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白酒產業發展速度緩慢，1949年，我國白酒產量為10.80萬噸。
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前，部分科學前輩對白酒做了初步的科學認識工作，但沒有成體系、成規模。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組織力量對白酒進行了系統的科學研究。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陷入了一個誤區，最直接具體的表現就是中國白酒對標的是蘇聯的伏特加。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受蘇聯的科學影響非常大，現代工業模式和科學管理走的都是蘇式科學的道路。具體到白酒產業，我們引進的科學技術是蘇聯的，甚至幫中國白酒進行科學管理的也是蘇聯專家。
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我國通過液態法或固液法釀酒，提高了酒的產量。到了1978年，產量達到了143.74萬噸，30年增長了14倍，這種發酵法沿用至今。據中商產業研究院大數據庫顯示，2017年全國白酒產量為1198.1萬噸，液態法和固液法白酒約占其中的70%，甚至90%。用這兩種方法釀出來的新工藝酒，價格也比固態法釀的酒便宜得多，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酒的需求。
然而，新型技術也存在很多不足。據業界人士估計，液態法和固液法酒占了市場總銷售額的70% 到90%，由于市場上存在著很多低成本的酒，所以，以次充好成為普遍現象。
1963 年，古井貢酒在第二屆全國評酒會上被輕工業部評為名酒，并授予金質獎章。
從1952 年開始，連續舉辦五屆的全國評酒會，評出了我們熟知的老四大名酒茅臺酒、汾酒、瀘州大曲酒、西鳳酒和老八大名酒五糧液、古井貢酒、瀘州老窖特曲、全興大曲酒、茅臺酒、西鳳酒、汾酒、董酒等，同時還評選出了各個地方選送的優質白酒。全國評酒會的舉辦，為中國白酒業進一步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品牌資產”，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今天白酒品牌的基石。
葡萄酒方面，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生產釀造葡萄酒的企業只有5家，葡萄酒產量只有不足200噸。到1978年，我國葡萄酒企業發展到縣級以上國有企業100多家，葡萄酒產量也發展到6.4 萬噸，增長了319倍。
中國最早的啤酒廠成立于1900年，是俄羅斯人在哈爾濱開的，它是哈啤的前身。1903年，英國和德國商人在青島開辦了英德釀酒有限公司，這就是現在青島啤酒的前身。新中國成立前大部分中國啤酒廠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國外的專家和釀酒師。這一時期，中國啤酒產業發展非常緩慢。
1978～1996：改革開放帶動酒業巨變
“21世紀始于中國的1978年”，這是英國知名學者馬丁·雅克多年前的論斷，如今已成為世界的普遍認知。改革開放的到來，讓一切都加速向前，沒有前車之鑒，更沒有試錯法則，對于中國白酒而言，也迎來了一個高速發展期。
“從上世紀改革開放初期開始，紅旗商場（紅旗連鎖的前身）里面的酒水專柜總是客人最多的地方，當時陳列的白酒不像現在這么多，但五糧液、茅臺、瀘州老窖、郎酒、沱牌、全興等名酒都有，尤其是每逢節假日，因為我們進貨前期也有進貨配給，有的酒剛剛擺上貨架，就被搶購一空。”紅旗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曹世如告訴《華夏酒報》記者。
到了1985年，中國白酒總產量達到337.97萬噸，白酒企業990家（其中，全民所有制910家，集體所有制72家，其他類型8家；大型工業企業只有1家，中型企業36家，小型企業953家），職工人數25.14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只有4079人）。當年實現工業總產值32.63億元，利稅總額10.67億元。這個時期，白酒工業與整個食品工業一樣，遠遠不能適應人民的消費需要，為解決食品和工業產品供應，國家按照“以放為主”的思路進行改革，不斷減少價格控制，陸續放開了絕大部分農副產品的購銷價格。
1988年，國務院放開13種名煙和13 種名酒銷售價格，價格體系改革使得資源配置向生產效率更高、產品適銷對路的企業傾斜，激發了企業生產積極性，各類生活消費品產量開始快速增長。
在這一階段，白酒行業快速發展的顯著標志首先和價格有關。1988 年，名酒價格放開之前，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劍南春、汾酒等名酒在價格上相差無幾。但從1989年開始，以五糧液為首的名酒企業開始提價。五糧液從1989 年至2003 年進行了4 次提價，相繼超越了瀘州老窖、汾酒、茅臺等主要競爭對手，“茅五劍”格局基本形成。在價格上漲仍然供不應求的大背景下，一批名酒企業開始了改擴建工程，如茅臺在1985 年至1987 年完成800 噸/ 年擴建工程；五糧液酒廠于1986 年第二次擴建，產量達到1 萬噸。
這一時期白酒產量持續增加，從1985年的337.97萬噸達到1989年的448.51萬噸，其間涌現出了一些明星企業，如汾酒發展迅猛，在1985 年即成為全國最大名白酒生產基地，并從1988年開始，連續多年位居白酒行業第一。
1978年4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作出“把啤酒搞到50萬噸”的重要批示后，啤酒生產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中首先脫穎而出，被列為短線產品而得以優先發展。其所帶來的直接效應是全國啤酒生產廠家迅速增多，啤酒產量迅猛增長。
另外，以山海關啤酒廠為榜樣的眾多鄉鎮企業涌現出來，成為啤酒生產的主力軍，其總產量占全國啤酒生產的2/3還多，極大地推動了啤酒行業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釀酒工業，1956年，周恩來總理批準《紹興酒工藝總結與提高》項目列入國家十二年科學規劃，并撥款發展紹興釀酒業。
改革開放初期的前十年，中國人的經濟意識被喚醒后經歷了快速發展的狂歡，白酒行業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印證了亞當·斯密在《富國論》當中提到的市場經濟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改革開放高速發展10年后，開始面臨通貨膨脹，國家從1989年開始對宏觀經濟進行“治理整頓”，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第一次治理整頓。
《華夏酒報》通過對文獻的整理了解到，這一時期，白酒行業也受到較大影響：一是部分靠銀行貸款支持擴大產能的企業遇到較大資金壓力；二是由于通貨膨脹使得部分產品提價過高，令普通老百姓難以承受，不少酒廠銷售受到嚴重影響。這段時間白酒產量依然保持增長，但增速明顯下降。
然而，在行業調整期內也有部分企業以產品創新應對市場危機。如古井貢酒集團，面對市場危局，以變應變，連續推出“降度降價”“負債經營”“保值銷售”等策略，在全國白酒行業中率先沖出了低谷。
這個階段，伴隨著白酒、葡萄酒、啤酒的發展，黃酒的發展速度也同樣驚人。
黃酒作為我國最古老的酒種，在中國酒文化史上曾享有重要的地位。黃酒以其美味及營養豐富，為我國人民所喜愛，并早已名揚世界。這一階段，紹興酒被國家定為國宴用酒。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時整，鄧小平乘坐的專列駛進深圳火車站，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市委書記李灝、深圳市長鄭良玉等省市負責人站在月臺上，迎接這位改變中國命運的老人。也正是在這次偉大的南巡講話后，整個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中國白酒行業的發展也為之一振。
《華夏酒報》記者了解到，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推動了新的改革發展熱潮，白酒業進入新一輪快速發展時期。這個階段除了原有的名酒陣營外，豫酒、徽酒和魯酒板塊也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地方優勢企業。
此外，在名酒陣營中，茅臺、五糧液、劍南春等開始著眼布局品牌形象和品牌價值競爭，價格競爭開始進入正常軌道。五糧液在實施品牌戰略的同時，不斷進行營銷創新，如買斷經營等，1994 年以后，五糧液在價格和規模上全面超過了已經連續領先多年的“汾老大”，成為白酒行業新的領軍企業。
對于地方優勢企業陣營而言，以孔府家、孔府宴、秦池等為代表的魯酒企業，將白酒帶入廣告營銷時代。
1995年11月，秦池酒廠以6666萬元成為央視標王，這讓秦池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代，徽酒則以高爐酒廠為代表，1994年實現利稅比1993年翻了一番還多，1995年實現銷售收入比1994年同期增長10倍。豫酒陣營以仰韶酒業為代表，銷售量連續4 年居河南省同行業之首，產銷量躋身全國同行業前3 名。
1992 年～ 1996 年間，白酒行業發展速度超過了以往任何年代，白酒產量從1992 年的547.43萬噸猛增到1997年的781萬噸；不僅17大名酒企業得到市場經濟的洗禮，一些地方優勢企業也抓住了這個發展機遇期，實現了做大做強。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喚起了中國各行各業的新生，其均以雄威的步伐大踏步前進，努力譜寫輝煌。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在大好時機的促進下，在新中國成立30年初創業績的基礎上，再現光彩。1987年，全國釀酒工作會議對飲料酒的發展提出四個轉變：高度酒向低度酒轉變，蒸餾酒向釀造酒轉變，低檔酒向高檔酒轉變，糧食酒向水果酒轉變。?
請關注明日系列報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