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承數千年中國酒文化的歷史進程中，它們依然“正當年”。
文 | 云酒團隊
從1949年到2019年，中國由典型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并正在向后工業社會轉變。
這70年的變遷中，各行各業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有些企業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就成為國家和社會發展變化的見證者和推動者。
在酒行業，有這么一批酒廠，它們百廢待興，與新中國一同迎來新生。它們的1949，也投射著新中國的1949。
中國第一家國營釀酒廠是誰？
長城、烤鴨、二鍋頭，京城三樂，缺一樂就不算齊活兒。
征服北京人的味蕾后，“二鍋頭”日漸成為老北京的一個文化符號，紅星二鍋頭則是標桿品牌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中央稅務總局、華北酒業專賣公司在京召開首屆酒業經營管理會議，決定對酒實行專賣，禁止私人釀酒，同時決定在北京建國路正式成立華北酒業專賣實驗廠，這就是紅星的前身。
5月，實驗廠集合“源升號”“龍泉”“同泉涌”等12家老酒坊的釀酒師，在北京東郊八王墳的一個廢舊廠區遺址上組建新廠。當時，實驗廠籌備組組長馬少峰帶著大家在那兒搞了個“圈地儀式”，砂石繞廠撒一圈，就算是實驗廠的地界了。
▲在實驗廠前站崗的警衛
一伙人用廢舊廠區的大鐵鍋、河溝里的水煮了一鍋疙瘩湯，坐在田埂上吃起來。中國第一家國營釀酒廠的未來，在這場夾雜著吸溜聲兒的討論中被奠定。
建廠后，實驗廠接到了第一個任務——生產開國獻禮酒。而這時，距離開國大典所剩時日已不多，常規釀酒方法顯然不行，“二鍋頭”釀酒工藝當即成為最佳選擇。
▲五十年代北京百貨大樓內售賣二鍋頭酒
開國大典倒計時一周，實驗廠成員攻堅克難下成功釀出了獻禮酒，因此也被特批參加開國大典。站在天安門東側，由35名員工組成的實驗廠方隊，成為開國大典上一個特殊的酒業符號，至今仍被行業所銘記。
在1949年，喝上一口洋河有多難？
1949年，實驗廠生產的紅星二鍋頭總量為20.5噸，市場供不應求。盡管還沒有統一的包裝，用各色外國啤酒瓶、醬油瓶裝的二鍋頭依然受到老百姓的喜愛與追捧。
同一年，地方國營洋河酒廠在幾家私人釀酒作坊的基礎上成立，年產洋河大曲酒26噸，產值4.34萬，算下來8角3分一斤。
在喝稀粥吃野菜的年代，有點糧米面食已算日子過得不錯，花8角錢打一斤酒，對很多家庭來說，只有逢年過節才舍得購買。加之產量不足，那時候的“洋禾牌”洋河大曲幾乎算是奢侈品。
同一時期，蘇北平原上的漣水縣高溝鎮，也出了一方名酒。
1949年，公營高溝槽坊更名為地方國營漣水縣高溝酒廠，成為全縣首家國營企業，這便是今世緣酒業的前身。
當時，高溝酒廠僅有十幾間茅草屋，“碎糧驢推磨、出窖柳筐抬、散熱木锨揚、蒸餾靠燒柴”。艱苦、簡陋環境下生產出來的高溝大曲，卻具有優秀的品質。
只有它，能夠擔當“開國第一宴”用酒
2013年9月26日，《人民政協報》頭版刊登了《“開國第一宴”的幾個細節》。
文章寫到：“（宴會用）酒是‘山西汾酒、竹葉青酒’”，再次確認了汾酒是當年“開國第一宴”上喝的酒。
新中國成立時，解放戰爭尚未結束，許多酒廠因戰事仍處于停產當中。而山西汾陽在1948年6月就已實現全境解放。一年之后，國營山西杏花村汾酒廠在收購晉裕汾酒有限公司義泉泳釀造廠和德厚成釀造廠的基礎上宣告成立。
汾酒廠成立首年，年產量即達到131噸，產量和效益均屬全國第一。
“必須是中國名酒、便于運輸、足量供應”，在當時，國宴用酒所必須滿足的三個條件，只有汾酒能達到。
▲1949年，“杏花村臨時采辦處”（為準備開國大典國宴用酒專門成立的機構）給華北人民政府、中共中央華北局、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的賀狀：“我處已經遵照指示將宴會招待所需的汾酒、竹葉青酒采辦齊全，一并祝賀！勝利禮”
1949年7月，時任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彭真批示：“要將國內外享有盛譽之汾酒運到北京，擺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宴會上。”
在當時的酒廠中，汾酒產地距離北京最近。因為交通條件不足，擺上國宴餐桌的120斤汾酒和100斤竹葉青，汾酒廠工人在軍代表和華北人民政府警衛班的保護下，一路“押鏢”，用馬車送到了北京。
1949年的安徽，新酒廠集體涌現
查閱各省1949年建廠的酒企，除了紅星、洋河、汾酒等以外，安徽顯得有些特殊——建國初期，這里的新建酒廠數量足以位居全國前列。
1949年5月到9月，短短數月內，安徽省內的國營濉溪人民酒廠、阜陽縣酒廠、沙河酒廠、高爐酒廠、明光酒廠及中華玉泉酒廠相繼成立。在此后數十年的發展變遷中，它們演變為如今的口子酒業、金種子酒業、沙河酒業、高爐酒業、明光酒業和臨水酒業，成為皖酒板塊中不容忽視的力量。
▲今天的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國營濉溪人民酒廠）
其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安徽幾乎是中國工業發展與變遷相對落后地區，尤其是中部地區工業化的縮影。其發展條件比之當時的山西、北京等地要艱難許多。然而在這樣的條件下，安徽的白酒產業卻異軍突起，如雨后春筍般率先發展起來。
▲原阜陽酒廠（今金種子酒業）
“東不入皖，西不入川”，徽酒的崛起，與當年的艱難創業緊密相關。時至今日，安徽白酒品牌仍堅守陣地謀增長，與當年各大小酒廠削尖腦袋求生存的勁頭，如出一轍。擁有四家白酒A股上市公司，引領白酒市場營銷新路，將安徽打造成近乎鐵板一樣的市場，這是屬于徽酒的高光時刻。
1949年，中華民族步入新的歷史階段，在一切求新求變的大背景下，中國白酒踏著時代浪潮快步向前。當然，與新中國同齡的酒企也不僅僅上述企業，它們見證著新中國的發展、壯大，更見證著一個產業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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