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思維的角度來講，或許沒有人愿意自降薪酬換工作，李一諾卻這樣做了，并且做的理所當然。事實上，在李一諾的人生軌跡中，她從未停止過折騰。
李一諾打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從山東保送進清華大學生物系本科，又一路成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分子生物學博士，卻最終放棄科研進入完全陌生的商業領域，成為全球知名咨詢機構公司麥肯錫中的一員。
少數裔、毫無商科背景，比起跟她一起入職的MBA畢業生們，28歲的她，突然從一個“聰明能干的學霸”成了“啥都不行”的邊緣人。自信全線垮塌半年后，李一諾做的一個數據模型獲得當時麥肯錫的一位全球副董事的當面夸獎，這成為她在麥肯錫的重要轉折點。
2011年，34歲的李一諾迎來了在麥肯錫的另一重要轉折，成為麥肯錫的全球合伙人，徹底告別6年前藏的嚴嚴實實的自己。
李一諾暴風成長期間，由比爾·蓋茨夫婦創立的基金會也將目光瞄準中國，并于2007年在北京設立海外第一家代表處。李一諾這個在中國成長，又在美國接受教育，且熟悉美國的職場精英，自然備受蓋茨關注。
在麥肯錫工作了10年，成為僅有的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全球合伙人之一，要放棄這份工作，李一諾是遲疑的。一次與比爾·蓋茨先生兩小時的面談，讓她意識到全球健康領域仍存在的巨大空白——“現在每年仍有32億人受瘧疾威脅，2億人得病，50萬人死亡”。基金會想做好事，并想做得好，李一諾被打動了。
考慮再三，2015年，李一諾自降薪酬，加入了蓋茨基金，這是一個在外人看來“自殺式”的跳槽。
隨著跳槽而來的是一份面臨更多復雜問題的工作。首先，蓋茨基金會工作的核心是解決更大的、更復雜的、著眼全球的問題，包括支持中國加快實現自身一些重大健康和發展領域的目標和進程，如公共衛生領域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煙等；以及，支持中國成為推動全球健康和發展的強有力的合作伙伴，而這只是擺在明面上的復雜。
更棘手的暗流是，西方對于中國的刻板理解。為此，她帶領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花了9個月做戰略，分了四大塊，第一塊就是講中國的農業，用英語，用他們能聽得懂的方式去分析中國的歷次農業改革。
三年來，可以說李一諾的成績斐然：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核心預算漲了四倍，開始支持中國扶貧、支持中國藥監局改革、中國農業經驗支持非洲發展等新的大項目，還有更多西雅圖的項目團隊將中國納入自己的核心戰略，希望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來實現全球項目目標。
如今，41歲的李一諾并沒有停下腳步，面對未來，她給出了開放式的答案，“41歲的李一諾，人生不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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