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不能不去追究，一個有著四千萬人口，當時富甲天下，僅在宋夏邊境一個方向就陳兵近三十萬的大國，何以屢吃敗仗，一戰不如一戰？又何以甘心容下這么不平等的條約？
今日的歷史學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他們不僅以訛傳訛地重復當時文官集團為推卸責任編造的謊言，還以一種貌似深刻的方式把問題推到了更為虛無縹緲，不著邊際的地方，這就是我們通常見到了兩種主要觀點：
（1）自太祖朝以來的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軍隊沒有優秀的軍人統帥，所以缺少戰斗力。
（2）皇權高度集中，前方的統帥事事都要上奏，沒有臨機決定權。
宗仁宗永昭陵內院北神門
一句話，是自宋太祖以來，以加強皇權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設計，導致了宋夏戰爭的失敗。上升到“制度”的高度來認識問題了！
但是，上述這兩條結論是沒有史實根據的。
第一，宋太祖雖然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剝奪了一些節度使的兵權，但還沒達到“重文抑武”的程度，他重用的統帥還是軍人出身的居多，如曹彬、潘美等。直到真宗時，鎮邊統帥還都是職業軍人，以文臣鎮邊、書生典兵，是自仁宗朝開始的。而且抑文重武，主要還不是皇帝的意思，而是那些科舉出身的文官集團的意思。（這一點我們后文還要詳細討論。）
第二，整個西夏戰爭期間，仁宗皇帝始終對前方邊帥給予充分的自主權，多次許可他們“便宜從事”，所以，不存在事事都要向皇上請示匯報的事實。
如果是 宋代的君主集權制度導致了宋夏戰爭的失敗，那么為什么比宋仁宗還要集權專制的漢武帝卻勝利了呢？
夠了，別拿“制度”這么玄乎的東西說事了；人辦的事兒，就直接找人得了！
（二）
任何戰爭成敗的原因，歸根結底只在兩個人身上，這就是雙方的最高統帥。不管有多少人的軍隊，有多么復雜的環節，最終是由這兩個人決定著數百萬軍人的命運的。
所以，追究宋夏戰爭失敗的原因，只要以雙方的最高統帥：宋仁宗趙禎和西夏王元昊身上找就行了。
了解他們的素質、水平、想法和做法，就能找到一切原因了。
記住，制度只是固化了的人的行為，人之外，沒有制度。
所以，人不行，別怨制度。
（三）
從戰略思想來看，元昊生下來就是要稱王稱霸的，為此，他的理性目標十分明確，就是建立起不再臣伏于大宋王朝的獨立的大夏國家，他所領導的是一場西夏的“獨立戰爭”，目標也是有限的，只是要獲得宋朝的承認，而不是獲得整個大宋的天下。他認為這個目標宋朝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發起一場又一場的進攻，逼迫宋朝承認他當皇帝的事實，他的目的最終達到了。
宋仁宗宅心仁厚，他認為“有生之民皆為赤子”，沒有什么蕃漢的界限，為這么一個要獨立稱王稱霸的個人野心打起仗來，不論漢人蕃人都要受罪，蕃人們悠然牧羊、漢人陶然耕織的幸福生活就會被打破，兩族人民生靈涂炭，死傷枕藉，哭泣相聞，殊為不值。所以，在他看來，這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不打了，只要邊境恢復和平，人民不再經受戰爭帶來死亡痛苦，元昊要獨立就獨立吧，為了這一點，仁宗甚至連“面子”也可以不要的。抱著這種戰略目的，他給范仲淹這些即將要開赴前線的將帥所下達的命令，居然不是努力殺賊，維護國家的統一，而是“有征無戰、不殺無辜”，軍隊只是去威懾住元昊，而不是去消滅西夏軍隊的。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導之下，只要和平、不打仗、不死人，仁宗是什么條件都可以接受的。
元昊未必沒有完全吃透仁宗皇帝的心思，對著這么一位“極仁主義”的皇帝，就是不動刀兵，長期耗下去，仁宗也會承認他的獨立地位的。
但元昊不是和平主義者，無論有利于已的和平還是不利于已的和平，他都不接受。他只要戰爭，對每一個想稱王稱霸的人來說，戰爭本身就是目的，他們從征戰殺伐中獲得的快感遠大于醇酒美人。他們以殺人為最高的快感，也不怕自己的人甚至自己被殺。元昊每戰，必親冒矢石，躍馬陣前，別以為他是為了激勵屬下的勇氣，才舍身冒險，做做樣子的，不是，他是來享受作戰快感來了。一切開國君主，都有這種血性：漢高祖劉邦、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大宋本朝的太祖，太宗皇帝，哪一個不是親臨前敵揮刀作戰，身被創傷的。
說起來，仁宗皇帝命好，未成年的時候，有三位分別具有強悍、善良和奉獻精神的母親呵護著；成年后，宮內有著同樣強悍的將門虎女曹皇后看著家，朝中有被他仁德感動的忠臣義士們護佑著。所以，他不僅沒有上過一次前線，甚至畢其一生沒有出過一次京城，這個成長于深宮婦人之手的乖孩子，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元昊在冰天雪地、尸橫遍野的戰場上享受到快樂與豪情。他討厭戰爭，害怕戰爭，想以任何條件結束戰爭。
仁宗和元昊，從本質上講就是兩種不同生命稟賦的人，在天性上相互隔絕得太遠太深，彼此絕對不能理解。仁宗總想以黎民蒼生的生命和幸福來感動元昊，可元昊只想著再多打幾個勝仗爽一爽，最好把仁宗抓來在帳前對他俯首稱臣。
這兩種人在戰場上遇到一塊兒，不用交手，就知道誰輸了。
（四）
成敗是由一系列具體環節構成的。對仁宗和元昊這兩位最高統帥來講，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兩個，一是用人，二是辦事。
先說用人。
元昊用的人都是“猛人”和“狠人”。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他依為股肱的黨項本族人野利仁榮，這人是位大學者，創制了西夏文字。就這么一位飽讀詩書、學富五車的文化人，給元昊提出的居然是殺氣騰騰、以戰爭立國的基本國策。他首先否定了對華夏文明的崇拜，指出：古來所謂“以夏變夷”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想當初，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使國家強大起來，那不就是“以夷變夏”了嘛！作為一個國家立國基礎的主流文化，應順從本民族的自然天性而來，而不能生搬硬套別國的東西。固然要向別的國家學習，但一定要選擇那些符合本民族天性、利于國家獨立發展的東西。我們國家里，無論蕃人漢人，都好勇喜獵，日以兵馬為務，沒有中原人雅好禮樂詩書的風氣，我們只能順應這種實際的民情，因勢利導，進一步強化人民建功立業的豪情，滿足他們的征殺欲望，同時賞罰分明，建立起嚴格的民法軍紀。如果說學習華夏文化，也只應該學習商鞅使秦國強大起來的法家思想，不能學滿嘴仁義道德、又拘泥于詩書禮樂等形式主義的儒家學說。這樣才能使國家全體人民樂于征戰，崇尚剛勁。如此，方可以鉗制中國、統馭戎夷，那些斤斤于言禮言義的宋人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對手。元昊極其倚重野利仁榮。野利仁榮于宋慶歷二年秋天去世，元昊曾三次前往吊喪，慟呼：“何奪我股肱之速也！”
元昊重用的另一個人是漢人：張元。張元原來不叫這個名字，只是姓張而已。他原本是陜西華陰一介書生，自負其才，屢試不第后，曾和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趕往邊關，他們雇了幾個人拖著一塊大石板在前面走，石板上刻著他人兩個人嗟嘆懷才不遇的詩句，他們兩個人跟在后面，吟詩大哭，希望以此引起邊關統帥的重視。那位邊關統帥還真接見了他們，引他們入大帳聊了一陣兒，大概是覺得話不投機，又把這兩人送了回去。回到家鄉后，不知為什么事，張元被當地的縣令打過一頓板子。這次侮辱讓他下決心投靠西夏。臨行前，路過一個不知什么地方的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看來，張元不是毫無忠君愛國觀念的人，他只是太個人主義了，他知道自己的才干遠高于朝堂之上那些庸碌之輩，有這些人當政，他永無出頭之日。他太欣賞自己生命品質的優秀，不能忍受在平庸的生活中，耗盡這天賦的優秀生命、默默無聞地死去，他要尋找一切機會證明自己的優秀，為此，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國。為此，他極為痛苦，這才有“悲歌累日，大慟而遁”的情況發生。人們當然可以譴責張元的極端個人主義，就是國家不用你，你也不能叛國呀！但從實際后果來看，一個不能真正吸納本國優秀人才的國家，注定要衰亡下去的，戰國時期那些被秦國滅掉的國家不都是如此嗎？
張元是和他的胡姓朋友一起到的西夏的，在那里，他才改名叫張元，那位吳姓朋友改名叫胡昊。兩個人終日在西夏都城的各大酒館喝酒，飲后在墻上題詩，署名張元、吳昊。兩個人的名字連起來讀就“元昊”，這在當時是沖撞國王名諱的違法行為，他們倆想借此引起元昊的注意。果不其然，沒過兩天，他們被抓了，元昊親自審問說：“你們兩個是從大宋來的人，應該懂得不能沖撞本王名諱的規矩呀，為什么這么做？”張元反唇機譏：“違了你名字的諱有啥了不起的，有的人連姓都不顧呢！”這正戳到元昊的痛處，他們的本來沒姓，自己造了個北魏鮮卑的姓：拓跋；后來歸依李唐王朝，皇帝賜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趙家皇帝賜姓“趙”，實際上等于無“姓”之人。元昊聽出了話外之音，不以為忤，反引兩個人入室深談，甚為投機。張元得到了重用，不到兩年，就當上了元昊的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相當于宰相。元昊攻宋的許多謀略都是張元提出的，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都有張元參謀贊畫之功。元昊那句“朕當親臨渭水，直據長安”的豪氣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張元的手筆。
仁宗“仁”啊！張元叛逃西夏，屢獻攻宋之策，仁宗都沒有緝拿他的家屬，反而賜其錢米，希望張元能被感動，回頭是岸。這位宅心仁厚的皇帝永遠不能理解那種心身負奇才又野心勃勃的人的心理，他們一心只想使自己生命優秀的天賦本質得到實現，而對尋常人會感恩戴德的仁心惠意不屑一顧。張元沒有回頭，不僅從行為上沒有回頭，而且在精神上更為決絕。按他的理想，是想徹底滅掉大宋的江山，讓滿朝堂那些曾瞧不起他的庸碌之輩，徹底品嘗漠視他的苦果。元昊都沒這份野心，當慶歷三年（1043年）元昊與宋朝和談時，張元堅決反對，等到元昊與遼國開兵打仗，張元知道西夏已經永遠沒有滅宋的機會了，他徹底絕望了，終日對天咄咄嘆息，沒幾天，就憂憤而死。
這是那種為自己的優秀而活、也為自己的優秀而死的人，這種鐵石心腸，是任何恩惠都無法動搖的。
野利仁榮和張元之死，對元昊的打擊很大，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由一個英雄團隊共同干出來的，這兩個人才的早逝，使元昊失去了能克制他弱點、發揮他長處的左膀右臂。自這兩人歿后，元昊再也沒有做出過更為驚天動地的大事。
再看宋仁宗的用人，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和他氣味相同的仁人君子，另外，還有少數摸準了他的脈，偽裝成仁人君子的小人，所以，可以說他用的人都是“仁人”和“佞人”。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
以夏竦、韓琦、范仲淹為例。夏竦聰明，有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堅持原則；韓琦坦蕩磊落，在朝廷內部的權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堅持原則，確是一位良相之才（詳見韓琦小傳），但心腸軟，受不了戰場上血腥的打擊，而且缺乏真正的軍事韜略，其軍事建議是自己都執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談。范仲淹個人道德素質優秀，體恤民眾，在和平年間，是一位愛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見解卑陋，議論迂腐，他與仁宗之間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擁有一個“仁”字的心理相通。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為國策的防守戰略，當仁宗與西夏媾和時，他是歡欣鼓舞的。其實，早在1042年（宋慶歷二年）五月，定川寨戰役之前，宋夏兩國邊境拉鋸戰正酣的時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與西夏議和的建議，說：“兵馬精勁”是西夏的優勢，“金帛豐富”是大宋的優勢；西夏人依仗其優勢，是不會聽從我們的仁義教誨的，而我們又不想大動干戈，與敵人打仗。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金錢買和平，多給西夏人“金帛”，以換得休戰。他還舉自己當越州知州時的財政收入為例，說僅越州一地一年的稅收就值絹三十萬匹，足以夠支付對西夏一年的“賞賜”了。
初讀到這種建議，讓我們瞠目結舌，這就是那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千古名臣為天下“憂”出的道理嗎？這是什么道理？人家來打咱們，咱們不還手打人家，還要給人家“錢帛”，換得人家不再打咱們！不在于錢多錢少，而是憑什么給敵人這么多的錢？
范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說，這樣雖然使越州人民受了些苦，可是天下不打仗了，可以少死多少人吶！
我無言，這也是由其天賦的生命本質所造就的意見，不可溝通，不可更改。我只是在努力理解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或許是某些孩子被綁架了的父母，害怕綁匪“撕票”，不敢報案，想拿錢給綁匪“私了”的心態？
這種人是不能鎮邊打仗的！
除了韓琦之外，夏竦和范仲淹兩人其實都不愿意在外鎮邊，夏竦削尖腦袋走后門想調回京城，范仲淹也屢次上表以身體原因辭掉邊帥之職。他們的文才都沒得說，十分優秀。范仲淹鎮邊期間，留下過一首著名的詞《漁家傲》，其中的下半闕是“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言辭精到，意境悲涼。但確不是他的職務及所處的地位該發出的聲音，作為鎮邊統帥，應該高歌“馬蹀於氏血，旗梟可汗頭。”怎么能發出如此悲涼頹廢的韻調！主帥如此，全軍的士氣可想而知。
（五）
人不行，辦事就不行！
先從事關每次戰役成敗的情報問題說起，我們已經知道，元昊出色情報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是他每次戰勝的重要原因。宋仁宗也意識到情報問題的重要性，他多次下詔要求在邊境重金收買掌握西夏情報的間諜，還下詔，要求緝拿、誅殺已潛入京城汴梁的西夏間諜，但從未收到任何實效。宋軍從來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戰略情報，就是在戰場上，也少有過準確的戰役情報，甚至到打完仗了，還不知道對方的真正人數。原因無非有二：一是不肯真正花高價錢買情報，二是情報送到眼皮子底下了也不會分析。
再說用人政策。宋仁宗也知道“人才決定成敗”的這個大道理，所以，多次下詔讓各級官員推薦能領兵打仗的人才，為了吸收人才，他還擴大了科舉取士的規模，仁宗一朝科舉取士的人數比前朝增加了一倍還多。在仁宗的激勵下，幾乎所有科舉出身的文官都喜歡上書提出軍事方面的建議，奏書超過萬件，絕大多數的建議中的第一條就是“選拔優秀的人做邊帥”。但是，沒有一個人明確建議，誰可勝任優秀的將帥一職，這些話是些正確的廢話，有時連宋仁宗都膩味了這些空話，下詔警告說：大家不要指望靠提邊防政策建議而升官。
從上到下，每個人都高喊重視人才，可怎么就沒真弄出個人呢？難道堂堂大宋四千萬人口，就沒個能帶兵打仗的人才？當然不是，宋朝是有人物的，曹瑋、狄青，論韜略，機智與勇氣，都堪為帥才，用之得當，是可以與元昊一較雄長的，可惜，終其一生，仁宗皇帝沒有給他們機會讓他們與元昊放手一搏。
沒有人才的根子問題，還是在仁宗身上，他按自己的鑒賞能力重用的人，都是夏竦、韓琦、范仲淹這樣的人，再由這些人去發現新的人才，這些人自然又會推薦自己看得上眼的人，如此下去，以發掘人才的名義，官員隊伍人數越多，尋找優秀人才的調門越唱越高，可是庸人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真正的人才的出頭之 路逐漸被徹底堵死了。仁宗還有個“言論自由”的優點，大開納諫之門，讓這些庸人提建議。這些人提的建議都和夏竦這些人差不多，初看起來都挺有道理，但由于缺少對自己建議所能產生的實際后果的深刻洞見，他們的政策被采納實施一個階段后，就暴露出問題了，又只能再停止，這就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現象，像前面所講過的潼關城的“修與拆”的例子不計其數。
總之，宋仁宗的“擴招”政策和“納諫”政策，造就了一個數量空前龐大、又放言無忌、不負責任的文官集團，對大宋王朝來講，這是個災難性的后果。
首先，這個文官集團形成的標準就是庸碌，只有通過刻板庸碌的科舉門檻才能進入到這個集團中；這個集團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是共同迫害不接受他們庸碌規則的優秀人才，張元不得重用，被迫叛逃就是一例。要知道，這種人才，損失了一個，幾乎等于損失了半個國家。名將狄青也受過這種“迫害”，韓琦就曾當面羞辱過他：“會打仗有什么了不起，考上狀元在京城東華門外被唱榜的人才是真正的好漢！”狄青出身行伍，是從士兵一路拼殺到大將的，按當時宋的軍法，士兵均要在臉上刺字，皇帝提拔狄青做了樞密副使（相當于副總參謀長，狄青可能也是仁宗朝唯一以武將身份做到這個位子上的人）時，建議他把臉上的刺青去掉，狄青自豪地說“不必去了，我要讓天下賤兒，知道國家有此名位相待。”然而沒有多久，文官集團對他的攻擊就接踵而至，沒有什么具體的證據，只能編排“五行變異”這些迷信現象來羅織罪名。仁宗皇帝起先還為狄青開脫說“狄青是忠臣”，當時的宰相文彥博（這人也以賢明著稱）頂了一句“太祖不也是周世宗的忠臣嗎？”仁宗皇帝退讓了，同意把狄青貶出朝廷，到陳州當知州。狄青氣不過，找到宰相署衙，問為什么無罪而被貶。文彥博兩眼瞪著他許久，才吐出一句話：“無他，皇上懷疑你。”這是那個時代文官通用的官場伎倆，明明是他本人慫恿皇帝貶謫的狄青，這時又把責任推到皇帝頭上，而后來做史的文人，只記住這句話，以訛傳訛，就真認為是皇帝提防武將，才有抑武重文之事。狄青到任后，朝廷每月兩次派內侍來“撫問”他，他是位直腸熱血的軍人，受不了這種狹隘的猜忌，不到半年就憂憤而死。
狄青的遭遇反映的問題，是這個文官集團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群體利益，盡管他們內部有“黨派”之爭，但在遏制軍人權力上，立場是一致的：北宋的重文抑武其實只不是皇帝推動的，而且也是是這個文官集團推動的。他們天天在皇帝面前以關心皇帝的切身利益為由，編造武人擁兵自重、圖謀造反的段子來恐嚇皇上，其真實的目的是擴大文官集團說話的權重。正好又碰上仁宗這個智力正常、但缺少超群的洞察力和駕馭力的平常人，于是文官集團日益強大，利益也越來越多。范仲淹的“守勢戰略”和“求和主張”之所以得文官集團的廣泛擁護，也反映出這個集團獨特的利益訴求：要長期持久防守，就要大動土木，修建防御工事，這不正是前方那些知州、知縣們大撈銀子的好機會，而求和就不用真打仗，顯不出他們這些文官的無能，何樂而不為！到后來，這種集團利益已經板結成無法攻破的堡壘，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種集團利益打壓下失敗的。宋以前，人們只看到了武將專權帶來的藩鎮割據之害；自宋以后，文官集團的小團體利益訴求對國家造成的危害至今還少有人認識到，實在值得深刻反思。
當然，得特別說明一句：不能以身份論水平，不是文人出身的人都不會打仗。曹操是位大文學家，可也是杰出的軍事家，漢光武帝時的大將鄧禹、馮異等，都是文人出身，仗打得也同樣出色。筆者的意思是說，不是不能用文官來做鎮邊統帥，而是要用有軍事才干的人去當統帥，不論其原來是當兵的還是學文的。宋仁宗的問題在于用的都是庸人，之所以我們用“文官”或“文人”來代稱這些庸人，是他用擴大了的科舉考試手段，把這些庸人變成了“文人”或“文官”，而不能被變成“文人”的人就不能被重用。
（六）
從純軍事的角度來檢討范仲淹的防御戰略，是絕對的“臭棋”。筑堡連線，分散駐兵，有警來襲，互相救援。從直觀印象上好像頗有道理，但其實際作用只應付邊境上的小規模沖突，一旦遭遇敵人重大的戰略進攻，立刻就顯出劣勢，這一戰略的消極后果，在前面關于三場戰役的總結中已有過具體分析，不復贅言。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長期持續的消極防守的戰略，消耗了國家大量的財力；兵員人數勢必越來越多，國家要防守的要塞越來越多，軍費開支也必然越來越大，人民負擔越來越沉重。最關鍵它還在于從根本上毒害了軍隊，把本來用于打勝仗的武裝集團變成了一個磨洋工、騙兵餉、兩頭討好處的兵痞集團，這一后果幾乎是毀滅性的，等到金人崛起，發動對宋朝的戰略進攻時，宋朝的軍隊早已喪失了以武力捍衛國防的能力，反而變成了乘機搶掠本國民眾的武裝團伙，大宋朝須臾之間土崩瓦解。
其實，作戰的精義不在于教條化的“攻”與“守”，而在于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元昊也打過防守仗，那是在1044年（宋慶歷四年）九月，遼興宗發兵十萬進兵西夏。面對強敵，元昊避退三舍，每退三十里，就將沿途所有田園燒盡，使遼軍人無糧吃，馬無草喂。同時，不斷釋放“求和”煙幕，麻痹遼軍斗志，待遼軍人饑馬乏之時，突然全線出擊，大敗遼軍，斬獲無數，連遼興宗本人都差一點做了俘虜。這才是真正的積極防御戰略。這種天才，是范仲淹那平庸的頭腦中永遠也想像不出來的；這種兇狠決絕，是韓琦那脆弱的心靈無論如何也承受不起的！
我又想起了張元題在好水川的那首詩！
（七）
公元1063年（宋嘉裕八年）三月，宋仁宗病逝，年僅54歲。死后廟號被封為“仁宗”，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獲得“仁”字謚號的皇帝。
但他留給國家卻是一筆極其沉重的政治經濟遺產：
（1）龐大的財政赤字，自1041年（宋慶歷元年）始，國家財政赤字每年都在300萬貫以上，到1065年（他去世不到兩年時），赤字額已達到一千五百萬貫。
（2）官員隊伍惡性膨脹，仁宗朝比真宗朝的官員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開支也隨之增加。
（3）軍隊人員急劇增加，到仁宗去世時，宋朝的軍隊兵員數量居然是太祖開國時的5.3倍，軍隊開支竟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而且，這支規模空前巨大的軍隊，居然沒打過一次象樣的勝仗。
這才是那個“仁”字所蘊含的全部份量！
做好人，是要付代價的！
這種沉重的包袱造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后來的神宗皇帝再堅決，王安石再聰明，也無力回天了。
1022—1063，仁宗在位的41年，在一團和氣、交口稱贊的仁德之中，大宋王朝進入了不可挽回的沉淪之中。
（八）
公元1052年（宋仁宗皇祐四年），名臣范仲淹去世，《宋史》記載：“四方聞者，皆為嘆息”，西夏“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1063年，宋仁宗逝世后，派使節通知遼國，當時遼國的皇帝是遼興宗，聞訊后滄然涕下，說：天下又要打仗了。
初讀這些記錄，我的心里充滿感動，覺得范仲淹和宋仁宗以仁德為核心的人格魅力，居然感動了敵國的人民和君主。
現在再讀這些記錄，心里卻越來越不是滋味。如果范仲淹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悍將，宋仁宗是雄才大略的明君，他們的死，應讓敵國君臣額首相慶才是。可如今，敵國臣民是為他們的死流下了眼淚，但那不是感動的淚水，而是恐懼和擔心的淚水：這些文弱的人都死了，萬一上來一撥強悍的人來打我們怎么辦？
而我們自己，是不是感動太多了一點，這感動讓我們眼里常含淚水，這淚水又模糊了視線，使我們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和本質。
巡行于當年宋夏邊境的古寨堡之間，遙想黃土層中尚存的累累戰士尸骨，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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