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為上，不與水爭利
每年進入夏季，全國大部分地區又到了多雨的季節，新聞報道中許多城市又一次出現了“海景”。大量事實提醒我們，城市下水道建設已經刻不容緩了。而在山區，暴雨則導致了更大的災難發生——2017年5月10日上午9時左右，重慶市綦江區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區大暴雨。該區文龍街道社區5組村民丁治剛的養豬場被淹。本刊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2014年第二期《天道為上》一文中有一段話：“前不久，和朋友去秦嶺灃峪口吃農家樂，那家農家樂就建在一道溪水旁，主人還用山上流下來的溪水弄了兩口魚塘，筆者當時還笑言：這真是從龍王爺手里搶食啊！聽起來是玩笑話，其實卻是說中了某種事實，把農家樂之類的娛樂場所建在山溪流經的地方，可以貪圖一時享受，但一旦山洪暴發，后果將是災難性的。”解決人水矛盾需要水利智慧，一個古老的智慧。
什么是水利智慧？看看賈讓說的就明白了。賈讓是兩千多年前的漢代人，但有著非常先進的治水理念。今天我們貼出這篇文章，希望他的治水理念能夠得到重視，在水災面前我們的損失能夠降到最低，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
2017年5月10日，重慶市綦江區文龍街道新街子社區，居民小組長陳道偉、彭光德在洪水中幫助養殖戶轉移生豬。
2016年7月18日陜西西安暴雨襲擊城區路面積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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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時間是2013年7月底。2013年7月在河北邢臺的一場暴雨中，一處地下橋連續有人淹死在自己的汽車里。
時過三年，2016年7月23日河北邢臺再次發生連續強降雨，造成大范圍受災，全市受災人口103.4萬人，造成25人死亡，13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逾10億元。
如上所述的悲劇事件，是讓人痛心的，但僅僅痛心是不夠的，我們更應該去思考：為什么水災會越來越頻繁？受災面積會越來越大？生命財產損失會越來越大？將來又該如何應對處理？
自2011年本刊第四輯推出“中國水利專輯”之后，我們一直在密切關注中國的水利問題。在那輯雜志里，我們采訪了中國一些有遠見的學者，他們對中國的水利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有價值的理論，比如著名的水利史專家周魁一教授，就提出了“既要管好水，又要管好人”的觀點。周教授坦承他搞了一輩子水利研究，最終回到了一位中國古人的治水理念，這位古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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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和《后漢書》里，并沒有專門為賈讓作傳，因此，我們今天對他的生平事跡了解得并不多，甚至連他的生卒年都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西漢末年人，漢哀帝時期，曾上書《治河三策》，談如何治理黃河的問題，班固在《漢書?溝洫志》里摘引了《治河三策》。歷史上沒有關于賈讓的生平記載，反倒讓我們對他充滿了想象，感覺他就像是一位上天派來的神啟者，來到這個世界，做完他該做的事情，說完他該說的話，也不管世人聽不聽，就飄然遠去了。千百年后，當有人再想起他，回首望去，看到的依然是他那模糊又清晰的背影。
賈讓之所以會上書提出治河之策，有這樣一個背景：西漢一朝，黃河多次決口泛濫，公元前132年，黃河在瓠子（今河南淮陽一帶）決口，經多次治理，效果不大，公元前109年，黃河在此處再一次決口，漢武帝親自帶領百官、征發民夫前去筑堤堵決，此后黃河在八十年間未發生大的災害。西漢末年，水利長期失修，黃河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一帶）多次決口泛濫，災害嚴重。公元前7年，漢哀帝下詔“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賈讓應詔上書，提出《治河三策》。
賈讓親自到黃河下游一帶進行了實地考察，他敏銳地發現，之所以會有水災水患，其根本并不在于水，而是在于人，是人侵占了河道或者水原來的區域，才有所謂的水災發生。在此前提下，他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他的治水理念。
賈讓治水的核心思想是“不與水爭地”，他說：“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意思是說上古建國立疆時，一定要給河流、湖泊留出合適的區域，選擇洪水淹不到的地方給人民居住。在此總原則下，賈讓提出了治水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意思是說把冀州老百姓從一些易受水災的地區遷移出來，挖開黎陽遮害亭（今河南北部浚縣一帶）的黃河堤防，讓黃河從此處北流入海。他認為采取這一措施后，黃河西臨大山，東鄰金堤，無法泛濫很遠，一個月以后就自己安定下來了。
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意思是說在冀州開渠分水，這樣做既能灌溉田地，又能減輕下游地區的泄洪負擔。
下策是“繕完故堤”，就是完善原有堤防，以達到堵水的目的。賈讓還為上中下策各自算了一筆賬，他說實行上策，會破壞城鎮、田地和墓地，招致老百姓的怨恨，同時還要花一筆錢來安置遷徙的老百姓，但這筆錢比起常年維修堤防的費用來說，就是小錢，而且一旦黃河泛濫成災，造成的損失就更大，現在只要拿出幾年維修堤防的錢，就能把水災根除，所謂“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如果實行中策，可以富國安民，興利除害，但還是會勞民傷財，且只能在百年之內有效果，無法做到一勞永逸、從根本上杜絕水患。下策的后果最糟糕，筑堤雖能在短時間內見效，但隨著堤防破舊和黃河泥沙的沉積，過不了幾年，水災又會重新發生，為了防止水災發生，只能將錯就錯，再加固加高堤防，如此反復，既浪費人力物力，又起不了太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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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讓“不與水爭地”的治水思想，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實際上，我們的祖先早就給我們留下了這樣偉大的傳統，我們所熟知的大禹治水，據本刊副主編李尋先生的分析，其“疏導”之法，不是疏導河流，而是疏導人群，即把人從易遭水災的區域遷移出來，也就是后來賈讓的治水上策。但令人遺憾的是，后世人們在治水之時，多采用的是賈讓的中策和下策，不是人們看不明白他的治水上策，而是隨著人口增多，產業增加，在治水的過程當中，有太多的實際利益糾葛牽扯其中，人們為了平衡各種利益關系，不得已采用了賈讓治水三策中的中策或者下策。
東漢明帝時期王景治河，就是一個例證。王景治河，不僅僅只是治理黃河，還包括治理汴渠。汴渠是是始建于戰國時期、溝通黃河和淮河的一條重要水系，公元1世紀初，黃河在今天河南、河北交界地區決堤，河道南移，侵入汴渠，并在今天的山東高密以北的地方入海，由于沒有堤防約束，河水泛濫，泛濫地區又是重要的農業經濟區，對農業生產帶來了很大的破壞。
公元69年，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黃河和汴渠。
王景首先在黃河筑堤，在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至千乘(今山東高密東北)海口千余里之間修筑黃河大堤。實際上是重新規劃一條新的、比較合理的黃河入海水道，這條新的入海路線比原河道縮短了距離，提高了河水流速和輸沙能力，減緩河床淤積速度，改變了舊河床淤積形成地上懸河的狀況，使黃河主流低于地平面，從而減少了潰決的可能性。
其次是治理汴渠，主要手段也是先筑堤，規劃新渠線，然后解決汴渠和黃河之間取水口位置的問題。王景采取了了如下方法：在汴渠引黃段的百里范圍內，約隔十里開鑿一個引水口，實行多水口引水，并在每個水口修起閘門，人工控制水量，交替引河水入汴。渠水小了，多開幾個閘門；渠水大了，關上幾個閘門，從而解決了在多泥沙善遷徙河流上的引水問題。當時，滎陽以下黃河還有許多支流，如濮水、濟水、汴水和蒗湯河等，王景將這些支流互相溝通，在黃河引水口與各支流相通處，同樣設立水門，這樣洪水來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減洪峰，分洪后，黃河主流雖然減少了挾沙能力，但支流卻分走了大量泥沙，從整體上看，減緩了河床的淤積速度。
王景治河，給黃河重新開水道，依稀有一點點賈讓治水上策的影子，但他并沒有給黃河留出應有的自由擺動空間，實際采用的還是賈讓治水的中策和下策，即開渠分水和筑堤堵水。之所以采取這種方法，主要是要保護已有的農業生產區和汴渠的漕運功能，這是由東漢前期的政治形勢決定的，東漢建國以后，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凋敝，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大力發展農業，保護原有的農田耕地，保障漕運的暢通，在這種情況下，逼迫王景治河只能采用賈讓的中策和下策。王景這次治河，在黃河和汴渠共修筑堤防二千余里，耗資巨大，解決了數十年的黃河水患問題，從此之后到唐代末年的八百年中，黃河主流基本處于穩定狀態，但依然有決溢，后來，河患逐漸多了起來，宋仁宗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黃河發生第三次大改道，造成了很大的災害，一切正如賈讓所預料的那樣。
明代著名的潘季馴治理黃河，采用了所謂的“束水攻沙”理論，其本質不過是通過多筑堤的方法，使水流速度加快，將淤積的泥沙沖走，從而達到治沙的目的，避免河床高過地面，形成懸河，造成災害。從本質上來講，潘季馴治河，采取的是賈讓治水三策中的下策。之所以如此，也是他當時面臨的實際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空間所致，比如潘季馴不僅要治理黃河的泛濫問題，而且還要保運河、保明祖陵等等，所以他只能采取最等而下之的辦法：筑堤。雖然起了一時作用，但黃河最后還是改道了，運河最后還是因為黃河改道而被廢棄了，明祖陵也還是被淹沒了（關于潘季馴治水，本刊2011年第四輯的《河道總理潘季馴》一文中有詳細的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閱讀）。
歷史上黃河的主要河道
◎歷史上黃河的主要河道示意圖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一條多災多難的河流，據黃河水利委員會統計，從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間，黃河下游河道決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有記載的重大改道7次（通常以《尚書·禹貢》中所記載的河道禹河為有文字記載的最早黃河河道，這條河道在孟津以下，匯合洛水等支流，東北流經河南北部，再向北流入河北，匯入漳水，至今邢臺，入巨鹿北的古大陸澤后，分幾支向東北方向流入大海），其范圍大體以孟津為頂點、北抵天津、南界淮河。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洪水從宿胥口今淇河、衛河合流處奪河而走，東行漯川，至今河南滑縣東北又與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滄縣東北入海。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32年（漢武帝元光三年），黃河在今河南濮陽西南瓠子決口，再次向南擺動，決水東南經巨野澤，由泗水入淮河。23年后雖經堵塞，但不久復決向南分流為屯氏河，六七十年后才歸故道。
第三次是在公元11年（王莽始建國三年），黃河在今河北臨漳縣西決口，東南沖進漯川故道，經今河南南樂、山東朝城、陽谷、聊城，至禹城別漯川北行，又經山東臨、惠民等地，至利津一帶入海。
第四次是在1048年（宋仁宗慶歷八年）六月，黃河再次改道，沖決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經聊城西至今河北青縣境與衛河相合，然后由天津入渤海。宋人稱這條河為“北流”，12年后，黃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樂西度決口，分流經今朝城、館陶、樂陵、無棣入海，宋人稱此河為“東流”。東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斷流。
第五次是在1128年（建炎二年），為抵御金兵南下，東京守將杜充在滑州人為決開黃河堤防，造成黃河向東南分由泗水和濟水入海。黃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黃海。明代后期潘季馴治河以后，黃河基本被固定在開封、蘭考、商丘、碭山、徐州、宿遷、淮陰一線，行水達300年。
第六次是在1855年（清咸豐五年），黃河在河南蘭陽銅瓦廂決口改道，再次擺回到北面，行經今河道，北流由利津入渤海。
第七次是在1938年，為阻止日軍西侵鄭州，蔣介石命令扒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造成洪水以阻隔日軍。全河又向南流，沿賈魯河、潁河、渦河入淮河，由淮河入海，直至1947年花園口被堵后，黃河才回歸北道，自山東墾利縣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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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人們的治水，依然多采用賈讓治水三策中的中、下策，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口日益增多，人們與水爭地的情況愈演愈烈，這樣的情況是常見的：比如一個地方，原來是屬于水的區域，但由于各種原因，水沒有了，五年之后，人們便會在那里種地，十年過后，水沒有來，人們便會在那里蓋房子居住，再十年過去，水還是沒有來，便會在那里大規模搞建設，蓋廠房、建城鎮，等等。但由于這里本來就是屬于水的區域，有一天水終究會來的，水一來，便會造成巨大的災害，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在此舉出幾例：
2012年7月北京暴雨中，京港澳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7.5公里處南崗洼鐵路橋下嚴重積水，積水路段長達900米，平均水深4米，最深處6米。原來這一路段，正好處于兩條河流匯合前的三角區，而南崗洼正好處于這一片地區的最低洼處。也就是說，這里原來就是河道，暴雨一來，積水過多，自然就再次成為了河流。同樣，本文開頭提及的有人之所以會淹死在北京廣渠門立交橋下的汽車里，是因為廣渠門橋，原來是古大運河的碼頭，后來也曾是一個排澇、分洪的水渠樞紐，現在隨著城市的膨脹擴建，全部被占用為機動車道，一下雨就積水，下暴雨就成河，難怪有人會被淹死在汽車里。河北邢臺有人淹死在地下橋的汽車里，也是因為此處本來就是低洼地帶，不適合修路通車。
2013年七月的四川暴雨中，成都周邊的金堂老縣城被洪水淹沒。2012年，筆者曾出差金堂，此處位于三江口地區，沱江源頭的綿遠河、石亭江、湔江3條大河流入金堂境內稱為北河，另有青白江、岷江水系的毗河在此匯合，這三條河流匯合橫穿龍泉山脈形成金堂峽，金堂峽谷上游是著名的鹿頭山暴雨區，按照賈讓的理論，是絕對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查歷史資料，從公元839年到1949年間，沱江發生大洪災39次，幾乎每次金堂都是“漂沒民舍數千，決田數千上萬，溺斃居民數百上千名”。新中國成立后，金堂縣城洪水成災的重現期為2至3年一遇，重災的重現期4至5年一遇，特大洪災重現期8年一遇。尤其是1981年夏天那場特大洪災，從三江口到趙鎮以下，洪水沖毀堤岸，卷走房屋、吞噬農田無數，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說實話，看到這樣的記錄，筆者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看來，今年金堂老縣城的被淹，不是偶然，而只是歷史的又一次循環，悲劇的又一次重演。這次被淹之后，報道稱當地政府狠抓安全隱患排查，筑牢安全防汛“堤防”，態度無疑是積極的，但也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水災問題，于是不免感嘆：這究竟是人類意志的頑強，還是人類意識的蒙昧？
據《華西都市報》報道，2013年四川水災中，發生重大泥石流災害的都江堰中興鎮三溪村，是一個避暑休閑點，這次泥石流中的死亡人員，主要集中于此。
2012年夏天，筆者出差路過甘肅舟曲縣城。2009年，舟曲發生了特大泥石流災害，但比災害造成的慘狀更讓人觸目驚心的卻是舟曲縣城的主街道，就建在一條干枯的河道里面，這就難怪泥石流一下來，就淹沒了舟曲縣城的主體。
筆者曾去過陜西合陽縣的黃河邊，看到的情況也讓人擔憂，黃河灘上，有不少地方已經被開墾為田地，或者魚塘，也蓋起了一些房子，可以想象，這樣的情況還會繼續發展下去，黃河一旦某年水勢大漲，這里的人們會處于什么樣的境地？從西安到西安—咸陽機場的路上，路經渭河某段，筆者同樣看到有房子已經在渭河河灘上蓋了起來，是的，這些年渭河是沒有多少水量，但誰又能擔保某一年不會發大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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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里，舉了這么多的事例，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了。現在水災越來越頻繁，受災面積越來越大，所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出于發展的目的、無限度地與水爭地。在城市里，表現在為了擴建城市，搞房地產，人們把一些本來用于蓄水、分水泄洪的地方改造成了工業區和商業區，加上地面硬化和城市下水道設施的不完善，每逢大雨，這些地方都會積水成災，造成重大損失；在農村里，表現為人們在原來屬于河流和湖泊的地方墾地和建房子、搞娛樂設施等，隨著農村進一步城鎮化，人們甚至把廠區、城鎮也建在了這些地方，在一段時間里，水可能不會來，但一旦來了，就給人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人們可以用“洪水無情”這樣的話語來表達情緒，但水本身并沒有錯，它只不過去了它該去的地方，犯錯誤的是人，犯了錯誤就會受到懲罰，這是天道！
那么，接下來該怎么辦？當然，解決當前中國的水利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工程，牽扯到如何城市化、建立起和西歐、美國和日本一樣的城市下水道、怎樣對城鄉雨水進行綜合利用等各方面的問題，但是首先我們要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回到我們祖先偉大的智慧那里：不與水爭地，給水以自足的活動空間，水走水道，人走人道，遵從天理，對自然多一點敬畏，存一份尊重！其次，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根據具體的情況，采取一些針對性的措施，這樣做，即使人口增加了，產業增多了，也還是有辦法把水災損失降到最低。
或許，不，肯定還是有人會反對：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要把人從水的區域遷出來，你知道這有多么困難嗎？要付出多大代價嗎？是的，是有困難，也會付出代價，但遠在兩千多年前，賈讓就給我們算好了一筆賬，從賬面上來看，采用他的治水上策，不但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所付出的代價是最小的。更感性地說，生命的價值高于一切，與其每次冒著危險去洪水中救人，還不如防患于未然，把人安置在洪水淹不到的地方。
2011年本刊的“水利專輯”中，轉載了周魁一教授的多篇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周教授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93年青海省共和縣溝后水庫發生深夜潰壩事件，死亡288人，失蹤40人，死者大部分都住在縣招待所里，而招待所建在河灘之上，水庫潰壩，一下子就造成了滅頂之災。但是當時的調查只注重潰壩的技術問題，而對能夠大幅度降低災害的管理措施卻沒有進行科學的研究。在周教授看來，把招待所撤離出河灘地就是科學的方法，但大多數人都不這么想問題，所以周教授這么寫這些人的心思：“把招待所撤出河灘地也算科學？”今天看來，這不但是科學，而且是大智慧，來自于我們偉大的祖先，來自于賈讓！
此文初稿完成后，筆者翻閱臺灣建筑學女學者廖桂賢女士的《遇見好城市》一書，她在考察了美國、荷蘭等地的洪災情況后，恍然大悟：“和河流爭空間，爭不贏的”，同時介紹了荷蘭現在不與河流爭地，還地于河的情況，以為是先鋒的理念，實際上，同樣的話，賈讓早在千年前就講過了。
編輯：木圖
文章：高遠
圖片：網絡、休閑讀品
本文由休閑讀品雜志社原創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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