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北京不喝二鍋頭，就跟去貴州不喝茅臺一樣遺憾。當然，作為“國宴用酒”的茅臺，屬于赫赫貴族，二鍋頭算什么?在舊時代，恐怕販夫走卒之流才好這一口。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北京本地的酒文化。絕對是由二鍋頭代表的。它是一尊民間的酒神。
二鍋頭，這名字起得很土氣，很古樸，使一種粗糙且俚俗的生活呈現在我們眼前。老北京的皇宮、王府里喝什么酒，我不知道。滿漢全席既華麗又復雜，估計不會把廉價的二鍋頭擺上臺面。但我相信，在胡同里奔波一生的駱駝祥子們，勞碌之余，習慣了喝一碗二鍋頭，暖暖身子，解解乏。跟二鍋頭搭配的下酒菜通常很簡單：拍黃瓜、水煮花生米，若能再來一把烤羊肉串就更棒了。由此可見，二鍋頭挺好“伺候”的，不需要七葷八素呀什么的；窮人，也挺好打發的。但窮人的酒，照樣能喝出很富有的滋味。
二鍋頭也算是老字號了。北京大興酒廠(原名“裕興燒鍋”)生產的永豐牌二鍋頭白酒，還被同仁堂中藥店選為浸制虎骨酒等藥酒的專用產品：“蓋取燒酒用虎骨煎之，為正陽門外樂家藥鋪(同仁堂)專門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
我對二鍋頭是有感情的。在大風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鍋頭，讀圣賢書，構成我整個青春的忠實寫照。紅星牌二鍋頭，漲價前每瓶只值二塊四毛錢，它就和老舍的小說一樣，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我一向以為喝二鍋頭要選擇地點，要在陳舊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滄桑的感覺；若是在高樓上、在燈火通明的星級飯店里喝，味道就變了，姿態也顯得做作。我在北京，寫下了五大本詩，那墻腳處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證明。醉臥長安，醉臥在長安街上，我是李白的遠房親戚。二鍋頭幫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駱駝祥子式的人力車夫攙扶著我)，找到了詩歌的老家：院子里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二鍋頭是親切的、笨拙的甚至粗野的，但是對于我的詩歌來說，它一點不比洋派十足的人頭馬遜色。
魯迅當年在北京，是否愛喝二鍋頭?他寄宿于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時，經常“夜飲于廣和居”(據其日記所載)，借酒澆愁。只是不知道他通常選擇哪種酒。根據他剛烈的性格，不會對辛辣的二鍋頭有太多的抵觸情緒。至少，他頻頻買醉的那段時間所寫的作品(《狂人日記》、《藥》、《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黃酒那樣綿軟、溫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干一般刺激。我想，僅憑花雕、加飯之類，無法使魯迅爆發出撕心裂肺、驚世駭俗的一聲吶喊。魯迅的文章，至今仍散發著藥的氣質，是我們民族養心強體的“虎骨酒”。
北京的大小餐館里，雖然各地名酒應有盡有，但銷得最快的，恐怕還是二鍋頭。這倒不是因為什么“地方保護主義”，北京人，似乎還是覺得喝二鍋頭最對口。近年來又推出一種二兩五小瓶裝二鍋頭，頗受歡迎，北京人親切地稱之為“小二”。在外面吃飯，常能聽見招呼堂倌的聲音：再加一瓶“小二”哎!像是叫喚誰的小名。 我知道在舊社會，堂倌通常又叫做店小二的。
喝二鍋頭還有個好處：因其價格便宜，所以制假售假的較少。在假冒偽劣橫行的時代，這還是挺讓人放心的。
我父親數次去俄羅斯出差，每次在北京登上國際列車前，都要采購一箱二鍋頭，作為送給那邊的“關系戶”的小禮物。想象著一箱二鍋頭陪伴著老父親橫穿西伯利亞大草原，我就覺得挺有意思的。父親說俄羅斯人嗜烈酒如命，對北京的二鍋頭一見如故，如獲至寶。而且最認“紅星牌”的。假如你打出租車，送司機一瓶二鍋頭，他絕對屁顛屁顛地替你跑，并且不收你的車錢了。俄羅斯原本也產烈酒(譬如大名鼎鼎的伏特加)，只是限量供應，滿足不了眾多“酒鬼”的需求。二鍋頭在他們眼中，相當于來自中國的“伏特加”。若照此推理：伏特加在俄羅斯，是否也帶有“二鍋頭”的性質?父親帶回一瓶伏特加，我嘗了，在口感上跟二鍋頭極像。都屬于勁挺大的。甚至連酒瓶子都仿佛同出一轍，印刷的商標也一樣簡單、樸實。可見真正的烈酒，無需講究外包裝的。有“口碑”就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