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說說中國高粱了，尤其是近二十多年，看國內大媒體與權威機構因高粱、高粱酒以及后稷、中國農業等等解說，以及一些“教授”、“博導”吵人耳際的說詞，往往難以奈心，但自又覺得“人微言輕”，然而，就認了他們的說詞么？還是一吐為快吧！
史料言明，中國的一批精英學者，聽信西方人早先認定：高粱原產于非洲，史前傳入埃及，再而到達印度，元代以后，又由印度傳入中國……
也因為此一“鐵定律”，他們否定一切，附合“西來說”——包括人種、文化都是“西方來的”……西方來的嗎？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即公元1931年，繼1926年，中國考古的早期領頭人李濟先生在我市開掘到夏縣西陰村發掘出一枚人工飼養的蠶繭化石以及粟黍類的碳化物之后，尤其是那半個蠶繭化石，震動了北京與世界，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研究所董光中，會同山西省圖書館和美國福利爾藝術陳列館的洋人專家，在萬榮縣荊村（今稱地名）進行發掘，眾多器皿遺存中，發掘到大量的黍稷及黍稷皮殼，這些寶貝帶到北京后，勢必引起中外學者興奮。
到1933年，在《師大月刊》第三期以《本校與山西圖書館美國福利藝術陳列館發掘山西萬榮石器時代遺址之經過》為名，公布了其科學發掘之成果。同年，畢曉普在其《華北新石器時代》一書中，公布了其研究成果，“黍稷及黍稷殼”作出了其制定荊村遺址中所得的“黍稷”為黍與高粱兩種農作物”成果。接著，日本學者和島誠一又公布了一條“鑒定結論”：“在新民教育館藏品中有董光中氏當時出土的荊村谷類灰燼中的碳化物，這份東西經理學士高橋基先生鑒定為粟和高粱品種”，這些個考古實物與鑒定結論起到轟動性的炸鍋作用——因為那當兒，中國與世界學者都早被西方文化人的“西來說”弄彎了腰，迷糊了腦，特別是早定論了高粱“西來說”怎了得？
此一發自中國人與運城的史實，當時即遭到“圍剿”，尤其是北京的那些名牌大腕，口水亂噴，一下吵叫了幾十年，也許現今他們的后裔弟子仍那樣死硬，不承認高粱——或客氣地講，中國高粱源自于運城，不敢突破那個來自印度說狗飾式的“金鏈圈”……
驕陽下的紅高粱
也不知那些仍活到今天的專家與教授，到底讀的是什么書，或者讀不讀中國人自己的書，因為中國人自己的書里寫得很多——
《詩經》以降，不少典籍中都寫到了高粱，起碼《詩經》中，就可查到十六處“稷”記，又有十六處“黍稷”并用文記，歷代學者注、解、疏都反復注釋過其為“高粱”。且引一段淺顯的文字綜述：“稷……北方謂之高粱，成謂之紅糧，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穄之類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為蘆稷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
鄭民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谷播種先后考之，高梁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余聞之鳳陽人云，彼地種高粱最早。諺云，九里種，伏里收。及余至豐潤。其俚諺亦有九里種高粱之說為稷，而首種無疑矣。秦漢以來，諸書并昌梁為稷，無論稷梁二谷，缺一不可。
即從管子之書曰至七十日藝稷為說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之正月。余足跡所至，旁行南北，氣候亦至不齊也。所見五方士，下用計農末，輒相咨詢，曾未聞有正月藝梁粟者。至吾徽藝粟，遲至五六月，在其為日至不藝也？而高梁早種于正月者，則南北并有之。故曰稷為首種。首種者，高梁出。”
又云：“諸谷唯高梁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五谷之長， 不亦宜乎。”“稷為五谷長，故司農之官曰后稷。
那么，萬榮荊村遺址后，我國各地一直出現多處高梁遺存物，又怎么不說明，中國高梁是自己培育的糧食優種，根本不是元代以后經印度傳入的么？
請看：《考古學報》1979年第三期：鄭州大河村新石器文化（仰韶晚期）第三期的房子F2中發現了一甕高梁和兩枚蓮子；
《考古》1960年第七期：江蘇新沂三里敦遺址西周文化層中發現了高粱的莖葉；
《考古學報》1957年第一期：河北石家莊莊村戰國時代遺址發現了雞蛋和炭化了的高粱各兩堆；
《考古學報》1957年第一期：院寧院陽三首壕西漢村落遺址發現被燒而炭化的高粱一小堆；
《考古》1964年第八期：河南洛陽老城西北郊西漢后期墓地遺址81號墓中發現一陶中盛有高粱的朽屑；
《考古》1979年第二期與《考古學報》1959年第二期，分別刊有陜西咸陽馬泉西漢晚基墓葬與西安西郊漢長安城南郊的漢代建筑中，前后各發現兩個裝有高梁的陶甕和墻壁里用高梁桿扎成的排架；
還有在新疆、山西尤其是運城市內距荊村遺址不遠處，更多有高梁實物遺存出土。
我們可以假定，以國人先祖列家學者所見——“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說，那些喝飽了洋墨水、被外國人灌滿腦子什水的專家、教授們，大概研究中國歷史、農業史時，不讀或根要本讀不懂中國清代以前的文字，不知道或根本不參考那些文字，特別是古人對高梁二字的漢文字記述，但是，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有了考古業后，從目前看到的文字報告中，都明明白白說了那些四五千年的考古遺物是“高梁”及其碳化物遺存，還有不少的英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嘰哩咕嗜文字，都從眾多考古遺存論述與結論中，看到與肯定了中國“早在紀元前2500年前后新石器時代華北已開始種植高梁了”（美國等各國洋人專家戈登W·休斯類的大家們的結語）。
早期中國文字史上，起碼從甲骨文以后，眾多典籍史料，就一直說中國在四五千年的堯、舜時期主管農業生產的官叫稷，后稷，而前引文也講明白了，稷就是早期中國人對高梁的叫法，而開創此一偉大功業的“帝王”及專官專業的官（或始祖）就是今運城市的一些人，那山、那水，那地、那“古都廟存”都歷可尋可憑可吊可拜，尤其是最早開掘到的有高梁碳物的西陰遺址、荊村遺址都與農官（或始祖后稷）相距極近，都在運城市（最早稱河東的地域）內，那不是什么歷史巧合，而是歷史發展的今日史說與證明！
直到今天，也不知那些權威們怎樣解說高粱、稷、后稷，但是還看到中國的權威媒體與重要出版社們，仍在重復百多年前的“西來說”：人種是非洲的，文化也由之西來，而且，又玩起了“新科學”成果：基因檢測什么的，證明人類起源于非洲大斷谷，還繪聲繪色地重復十萬年前，那兒出現了一批特別能生孩子的女人，生了許多孩子成人，派到各地，殺了那些已有成就的當地人，比如“殺光了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
科學么？那就是科學么？起碼，人種來源于非洲，那兒的他們的老祖宗都還是黑人，而且，他們的老祖宗殺光了我們的北京人，但幾千年，幾萬年，中國沒有一個黑人，又如何解釋呢？又如何解釋他們現代先人們的基因檢測結果呢？
其實，中國也有一批另類的科學家胡說類型，似乎比“西來說”者高明一點，比如前十多年，北京的一批人，在非山西的某地，搞了一個名牌很大的X企業發展基地，打起后稷的牌子，運城報社的一批記者去采訪，提出后稷不是那里人，彼專家們大概沒有想到有后稷老家來人發問怎么問答，只得承認后稷不是他們所在地人，但卻回答說，其所在地是后稷的“老舅家”，所以也可以堂之皇之地稱為后稷教人種農作之地……
據知，現在那兒的當家們又這樣說了：這兒原是后稷教民農作之地……他們又花了很多錢，造起了后稷大像，還有后稷廣場……人家有錢，就那么干，又那么說，那么多專家就那么信，誰又能說些什么？又能怎么了他們？
為什么那么說，很簡單，稷——高梁是五千年前的中國自有人吃糧的優秀品種，產量高，品質好，又能造出價格與地位（敬神）的酒，起碼，高梁與后稷的功勞與作用，充盈著中國文化與文字，四千年，四千多年也罷，名非起于稷、后稷不可，欲待欺世盜名，不用后稷又用得了什么？
中國的關于稷——高梁——后稷的文字都在，荊村、后稷故地，廟宇也還在，由高梁釀造的中國優品酒還仍然飄香世界，愿人們珍重人類史上最多最優的農產品高梁，珍重中國人類史與農業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