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道中素有“醫藥源於酒”的說法,其本意是為了說明酒在醫藥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實,古人精辟的總結,恰恰指出了“藥酒溯源”的捷徑。
首先,在農業與醫藥的開創時期,人類對於醫、藥、酒、食的認識,最初是無法仔細區分的。傳說中的“神農嘗百草”,其目的,第一是為了辯識可食之物,以謀求生存,這是人的本能。
當人的身體出現不適(患病或疾病侵擾的癥狀)時,在辯析可食之物外,也可尋找可供解脫苦痛,或可以復壯強體的物質(或方法),這同樣出於人的本能。
此時的“嘗味百草”,食與醫是彼此關聯的。所以《周禮》有“先味而后藥”的主張,并指出:“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調以滑甘。”強調的正是人與四時須相適應的原則。
中醫學理論稱這種食治疾病的方法為“食療”,它應是中醫最古老的療法。
自然界里草、木、蟲、獸各自有不同的“性味”與“致病”的本色,人類發現并總結它作為藥用的特性,這一過程無疑是漫長的。
后世在探求醫藥起源的時候,自然將它作為研究的方向與內容之一。
醫學文獻與出土發掘都表明既可食用又能藥用的“百草”很多,諸如桃仁、杏仁等植物的果實。
《呂氏春秋,本味篇》記載了伊尹論“陽樸之姜,招搖之桂”,指出姜、桂既是食用的調料,又可用作藥品醫病。
酒雖以流質的飲料為人類所“嘗味”,但其可食可藥的特性也同樣為人類所“辨析”。
直到今天在中醫藥學歷史上仍存在“醫食同源”的說法,正取其“嘗味百草”的本義。
不過百草之中如姜、桂、桃仁、杏仁酒皆可藥用,為何卻獨稱“醫藥源於酒”?
這是個幾乎被今人忽視的論題。
《食物本草》引《博物志》的記載,饒有趣味,很能說明酒的可食可藥的特性。
其文曰:
“昔日有三人冒霧晨行,一人飲酒,一人飽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飲食者病,飲酒者健。此酒勢辟惡,勝於他物之故也。”
古人見到“冒霧晨行”,必有大寒冷濕之,“病邪”相伴,而“大寒凝海,惟酒不冰,其性熱獨冠群物。”姑且不論晨行時以飲酒、飽食、空腹何者相宜,僅對晨霧的惡劣氣候而言,那位飲酒者因為得酒相助,方能健而無虞。
難怪唐代藥王孫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提倡以藥酒預防瘟疫、時疫的流行。
所謂“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
現代醫學已經提示了酒中所含的乙醇能被人體內的氫酶氧化,生成乙醛,再氧化為乙酸,從而加速了人體血液的流動。
“冒霧晨行”的飲酒者是得以增加體溫、消除疲勞,祛辟寒濕之惡。
酒的這種介於藥食之間的本領,是一般的可食可藥之物所不具備的。
酒以其氣悍、質清、甘辛、味苦、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惡毒氣”的特性,千百年來成為一種特殊的飲料,雄居藥用食物之首。
所以,班固的《前漢書,食貨志》稱:“酒為百藥之長。”
古人對藥酒的褒獎除了指藥用食物之外,還應包括另外兩層含義。
一是指百藥的范圍,即泛指草、木、蟲、石、谷、“五藥”;
二是講百藥的“性味”與“致病”,唯有借助酒才能更好地發揮效用。
中醫典籍《神農本草經》并未設酒的專門條目,但是記酒之“性味”,論“酒為百藥之長”已多有涉及。書中闡述藥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則,強調了酒主“佐使”的特性。
指出百藥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者、宜膏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并隨藥性,不得違越。”
出土帛書《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已記載酒劑配方幾十首,《黃帝內經》亦有“左角發酒”治尸厥,“醪酒”治經絡不通、病生不仁,“雞矢醴”治膨脹,以及紅蘭花酒、麻黃醇酒湯、括萎薤白白酒湯、五加酒、木膏酒、松葉酒等,證明臨床中宜“酒漬”、“酒泡”、“酒煮”、“酒洗”的入酒之藥已遍及草、木、土、石、谷五藥之屬。
作為“引經報使”的最好“向導”,酒可調和諸藥,引藥力直達病變部位或某一經脈。使主藥功效得以加強,毒性或峻烈之情得以控制,使苦寒藥物得到反佐或緩解。
這樣的酒制藥物療效獨特。
如黃連酒制可引藥力上升,促進清除頭目熱燥;何首烏善解諸毒,酒制后可補肝腎;黃柏原可祛下焦濕熱,配酒可兼清除上焦諸火;黃芩則借酒之力,能消四肢膚表之熱。
所以,《湯液本草》曰:
“酒能行諸經不止,與附子相同。味之辛者能散,味苦者能下,味甘者居中而下緩也。”
酒“為導引,可以通一身之表,至極高分。”
酒素享有“天之美祿”之譽,本身固有消食導滯、和胃醒脾之功能。
因此《圣濟總錄》稱:“藥酒長於宣通氣血,扶助陽氣,既可用於祛疾,又可用於防病。”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現存最早的醫案文獻二十五則,其中即有“藥酒”治療兩則。
一是以“三石藥酒”治愈濟北王的“風蹶胸滿”,一是用藥莨菪一撮配酒飲服治川王美人難產,皆可作為藥酒療疾的力證。
醫學上因為酒的藥用功效確非一般藥物可比,所以《名醫別錄》(舊題陶弘景著,原書已佚。)終於正式將酒列於“本草”的中品之位。
唐宋以降,凡本草文獻多設有專節篇章論藥酒,僅《本草綱目》卷二十五條項即輯錄藥酒約七十種。
后世的醫藥學家對藥酒的研究已不限於療疾,也更加重視以藥酒來防病,從而使裱補益強身類的保健藥酒日益增多。
中藥學倡導“防患於未然”的預防思想,促進了藥酒研制的飛速發展,宋代藥酒種類與數量的劇增成為這種發展的標志。
於是酒與人類的生老病死密切相關,“醫藥源於酒”的說法也就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