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采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滌漿焉。別調氛氳，不與它同。蘭熏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較佳酌矣。北魏人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卷四》記載：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于日中。經一旬，其酒味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出郡登藩，遠相餉饋，逾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 上述兩處記載雖然在劉墮或劉白墮的名字上稍有不同，但這顯然是典籍的傳抄中出現的錯誤，因為所記載的事實基本相同。劉白墮本是河東人，后來遷居到洛陽，以擅長釀造美酒而，以至載于史籍，傳于后世。河東地區在今山西省西南部，洛陽在河南省北端，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今，這兩個區域形同一地，風俗習慣非常相近。劉白墮把河東的釀酒技術帶到當時北魏的都城洛陽，無非是想擴大經營，獲得更多的效益。但是，這也說明早在北魏時期，河東的釀酒技術就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影響天下，而處在河東北端的汾陽汾清酒在隨后的北齊時代成為貢酒，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至于劉白墮較擅長的桑落酒，在當時只是酒的一個通名而不是某種酒或某個地區的酒的專名。《詩經·衛風·氓》中就說：“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所謂“桑落”就是桑葉凋落，這在北方正是農歷九、十月間。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七談到黍米造酒法時，稱“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為上。”明朝人劉績的《霏雪錄》上說：“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故名桑落酒。”可見，桑落起初是一個時間概念，后來逐漸成為一類酒的名稱。酒以“桑落”名之，是說正是桑葉凋落之時，取井水釀酒，所釀之酒風味獨特，為當時之人所喜愛。
對河東人劉白墮所釀桑落酒的色美味醇，上述典籍的稱贊是：“香醑之色，清白若滌漿。別調氛氳，不與它同”、“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既有顏色、清濁和味道的直接描述，又有對其酒勁兒的肯定和形容。《魏書·汝南王悅傳》說，在北魏時，“清河王懌為元叉所害，悅了無仇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這顯然是說，桑落酒是朝中權貴心目中最好的酒。北魏王朝前后的兩座都城，大同和洛陽，一個在河東之北，一個在河東之南，在這個時代所看重的桑落酒，如果說主要是產于河東地區，也并不為過。《周書·韋夐傳》記載：“（明）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這就是說，河東酒已經成為當時的頭牌，如同現在說“山西醋”一樣，只要是河東之酒，必是上乘佳釀。到了唐代，桑落明確地成為宮廷用酒，所以，《舊唐書·職官志》記載道：“若應進者，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等酒。”我們說過，河東與長安只有一河之隔，其經濟地位自漢代以來就不亞于長安周圍郡縣，這對于它的酒業發展肯定具有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魏晉以來，足以影響天下風物的文士也喜飲桑落酒。大詩人庾信曾在多首詩作中推崇桑落酒： 愁人坐狹邪，喜得送流霞。跂窗催酒熟，停杯待菊花。（《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愿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就蒲州使君乞酒》） 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曾開。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在庾信的這些佳句中，“桑落”和“菊花”在當時為酒的代稱。蒲州在今山西省永濟市，古時屬河東，在此代指桑落酒的產地河東。“秋桑幾過落”，就是指桑落酒。而“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則是用典，指中山人狄希釀制的千日酒。詩人來到河東蒲州，一定要喝當地最好的酒，那就是河東桑落酒，如同今日來到汾陽，一定要喝杏花村的汾酒和竹葉青酒一樣。其實，汾陽就在河東地區的北端，只是在汾清酒名揚天下之前，從地名上講，河東的度更高，范圍也更廣，所以，包括汾陽清酒和桑落在內的好酒，也被人們稱作河東酒。當然，在古代，河東酒也并非全部產自汾陽，但汾陽所釀之酒，卻是河東地區最好、較有名的美酒。換句話說，天下美酒在河東，河東美酒在汾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