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白酒產區之一，位于古鹽道白酒分布區內，明代中后期曾管轄今日重慶、貴州遵義茅臺鎮等地，轄區范圍之廣，非今日所能相比。四川與白酒相關的考古發現甚多，瀘州老窖酒廠發現了明萬歷年間的老窖池，全興酒廠發掘出歷經元、明、清三代的酒坊遺址，這些遺跡見證了這個著名的釀酒產區走過的滄桑歲月，訴說著巴蜀之地悠久的釀酒歷史。
瀘州國窖1573國寶窖池所在的廠房
四川釀酒業的第一個發展高峰出現在清代中期，如今四川有名的白酒“六朵金花”均可追溯到這個時期。“六朵金花”的前身多是陜西、山西商人入川做生意時開辦的酒坊，有文章因此認為是山陜商人把北方的釀酒技術傳入四川的，但是這種觀點忽視了四川原有的釀酒基礎。外來商人對四川酒業的影響，首先是帶來了資本，其次才是技術，而且這些技術不是從山西、陜西帶來的，而是由四川工匠在本地摸索發展出來的。山陜商人的資本支持了技術的發展，外來資本的投入擴大了當地的釀酒規模，拓寬了銷售市場。
抗戰時期是四川釀酒業的第二個發展高峰。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西遷至重慶，大批企業、事業單位、大學、研究院也隨之西遷，主要涌入重慶和四川兩地。如此規模和程度的遷徙，一時間帶來了大量城市人口，使得四川的消費能力劇增，這其中也包括對白酒的消費。原來的優質白酒產區如山西、蘇北均陷入敵占區，無法繼續給國統區供酒，在這種情況下，對四川本地白酒的需求量激增，從而拉動了四川當地白酒產量的增長。相關統計表明，這個時期四川白酒的產量遠遠高于明清時期、民國前期的白酒產量，四川各稅務所統計了1936年和1938年全省147個縣的酒產量，1936年全省酒產量1億斤，1938年，增加到1.5億斤。
抗戰時期，在川黔一帶還出現了現代酒精工業，這對四川乃至中國的白酒業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因為當時中國要堅持抗戰，需要大量的汽油，但當時中國的汽油來自美國的援助，隨著日本對援華物資交通線的破壞和封鎖，中國國內汽油供應一直存在中斷的風險。當時的國民政府積極尋求汽油替代品，最后確定用酒精代替汽油，一噸酒精大約可代替0.65噸汽油。在汽車燃料替代的政策推動下，中國酒精工業迅速興起。國民政府原本計劃在1939—1941年三年間，投資1679萬元美金、710萬元國幣，在后方各省設立四川第一酒精廠（內江）、四川第二酒精廠（資中）、四川第三酒精廠（簡陽）、云南酒精廠（昆明）、貴州酒精廠（遵義）等，而實際建造數量遠遠多于計劃數，至1942年，僅四川酒精廠就超過100家，到達歷史鼎盛期。
據當時《新華日報》報道：四川酒精產量在抗戰中后期連創新高，1940年為400萬加侖，1941年提高至500萬加侖，l942年時更增至800萬加侖！1945年2月《大公報》報道，四川的酒精廠產量“目前每月140萬加侖，占大后方酒精總產量的十分之七”，有力地保障了交通運輸的需要，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作出了貢獻。
貴州畢節酒廠
抗戰時期，中國西南酒精廠主要以水稻、谷物、甘薯、甘蔗等食物原料釀制酒精，其產品大部分以燃料酒精的名義提供給國家，還有一部分則作為白酒售賣，可謂開創了后來所謂“新工藝白酒”之先河。
1944至1945年，援華物資補給線中印公路被中國遠征軍重新打通，還修建了從印度加爾各答直到中國云南昆明的一條長達3000公里的輸油管線，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輸油管線，中國戰場所需的汽油恢復穩定供應，西南各地酒精廠的重要性下降，繼而出現經營困難，很多小廠紛紛倒閉，一些大廠則通過調整轉產成為酒廠或糖廠繼續存在。比如，原瀘縣金川酒精廠，在抗戰期間與瀘州老窖等眾多私營酒廠一起生產優質提純酒精以支援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瀘縣金川酒精廠聯合當地小廠更名為四川省專賣公司國營第一釀酒廠；原四川資中酒精廠，抗戰勝利后更名為四川糖廠，之所以由酒精廠變為糖廠，是因為西南很多酒精廠是用甘蔗來釀制酒精的，而甘蔗也是制成白砂糖的原料。
繼續從事白酒生產的酒精廠，后來的發展情況好壞不一，發展勢頭好的，比如很多人熟知的畢節大曲，是貴州省八大名酒之一，生產此酒的畢節縣酒廠，其前身即為川滇東路運輸管理局酒精廠；但更多的是逐漸走了下坡路，最典型的代表是貴州遵義酒精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收歸國有，用酒精生產白酒，后因經營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停產。雖然這些活躍在抗戰時期的酒精廠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遭遇不平坦的境遇，大多以關停倒閉而告終，但這些企業的設備、技術還有大量的制酒專業人才并沒有因為工廠的落敗而荒廢，而是被釀酒企業優化吸收，擴大了當地白酒的生產規模。
及至計劃經濟時代，四川白酒業已形成規模，此時四川幾乎縣縣有酒廠，這些酒廠在五屆全國評酒會上取得了突出成績，在先后評出的“四大名酒”“八大名酒”“十七大名酒”中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席位，從中誕生了后來中國白酒界的“六朵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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