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羅馬式雙耳尖底甕上的一段文字經過葡萄酒考古學家的翻譯，說明了公元前182年是目前有據可考的最古老的葡萄酒年份。根據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的作品，整個古代時期的最優年份是公元前121年。但是公元前102年也不壞，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亞（Campania）的葡萄酒 falerne，人們把它陳放整整20年。
希臘人和羅馬人都認為頂級葡萄酒——像是Sorente、Chio和Lesbos的葡萄酒 —— 在夠格登上權貴們的餐桌之前，應該耐心等候10到25年。若干雙耳尖底甕里的葡萄酒陳放超過一個世紀，這些酒都被雅典和羅馬的“收藏家”打開來喝了，但是他們并沒有把品酒的評語留給我們。
這是1867年在德國施派爾城挖掘古羅馬貴族墓葬時發現的公元325年葡萄酒，內有不少橄欖油用于隔絕空氣，同時瓶口還有蠟封。這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以液體形態出現的瓶裝葡萄酒
葡萄酒之所以出現在皮埃·諾拉（Pieire Nora）指導的關于法國文化遺產的學術研究《記憶的場所》（Lieux de mémoire）中，很大部分是因為葡萄酒的年份構成了法國的歷史、演變、無常、民心的定位標記。
偉大的年份就是戰勝上天的戰役，人們永遠不斷地談論，不斷地引述、評論，因為這些輝煌酒瓶里的葡萄酒改變的速度非常緩慢，在某一段不確定的時間達到美感與氣味的頂點，綻放開來，這個時期通常還算長，之后就開始衰敗，一如人世間有生命的肉體。就算這些葡萄酒非常老，變得就算不是無法飲用也是令人失望，或是完全變成另一個樣子，這些特優年份的偉大葡萄酒依然是藝術品，是收藏品，是葡萄酒百年記憶的演出者兼見證人，是思辨的對象，幾乎是愛國圣人的遺骨。
有人在拍賣會買下一瓶1928年的一級名莊的葡萄酒，仿佛那是普魯斯特的手稿還是戴高樂將軍的軍帽。1989年，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一瓶曾經屬于托馬斯·杰弗遜的1787年瑪歌酒莊（Chateau Margaux），以匪夷所思的價格成交。“象征性到了這樣的程度”，喬治·杜蘭德（Georges Durand）這位負責撰寫《記憶的場所》葡萄酒章節的作者說，“葡萄酒就成了記憶， 可是它依然是葡萄酒嗎？”
一瓶極為珍惜的1945年份羅曼尼康帝，這個年份僅僅出產的608瓶，而且是酒莊最后一個還用沒有經過嫁接的古老葡萄藤釀酒的年份
1630年是一個偉大年份，因為這一年有一顆彗星劃過天際，葡萄的產量十分豐盛。在這個年代，葡萄盛產的年份都被視為奇跡。1811年，另一個彗星年份，葡萄酒在質與量方面都有極佳的表現。
“您拿一小瓶波瑪（Pommard）出來看看 公爵先生，這可是彗星年的葡萄酒啊！國王喝的酒都比不上這個!” 埃米爾·奧吉耶 Emile Augier，在《普瓦里耶先生的女婿》里這么寫道。至于香檳區的布齊（Bouzy)，寡婦凱歌夫人讓人做了個特別標簽：“1811：彗星年，布齊葡萄酒”。酩悅香檳和其他香檳酒廠當年也用了同樣的銷售手法。這顆1811年的彗星還留在某些酒標上， 特別是唐培里儂香檳（Dom Perignon）。
這種迷信在1893年又凱旋了一回，尤其是在波爾多產區， 那年的葡萄采收季來得比較早，從八月中旬就開始了，葡萄又多又大，是個了不起的年份。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某處提過“這1893三年雄獅酒莊（Léoville）葡萄酒的完美表現”。
香檳塞上的彗星標記
二十世紀的偉大年份就跟星星扯不太上關系了，畢竟哈雷彗星在1910年和1986年并沒有帶來奇跡般的收成（盡管1986年波爾多梅多克很不錯）。二十世紀的偉大年份和它們在十九世紀的先行者一樣，都是風土條件與氣候合宜的產物，葡萄藤的生長周期因而順利進行。而且，也要靠葡萄酒農從修剪到裝瓶的努力，中間還有釀酒——在這微妙的過程中，技術讓釀酒師的計劃有越來越多實現的可能，讓酒農的直覺有越來越少表現的空間。
總而言之，如果艷陽沒有出現在八月，尤其是九月，讓采收工人每天都得戴上帽子，就不會有奢華的收成。
